杨静茜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上大学的时候，大概就是因为这段暴躁栀子花的吐槽，开始喜欢读汪曾祺的文章。除了写花草，汪曾祺写吃喝也很绝，从江苏高邮咸鸭蛋到云南野生菌，他笔下的美食让几代读者垂涎三尺。而我今天要讲的，是茶馆里的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江苏高邮，1939年经海路抵达昆明，带病参加考试，考入了西南联大中文系，那一年，他19岁。他在昆明度过了整整7年时间，除了读书写作，还喜欢寻觅美食，饮酒喝茶。以现在的定义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期常常逃课，但却从不翘沈从文的课。他和沈先生讨论文章学术，陪沈先生上街买火腿月饼，一起吃加了鸡蛋的米线。有一次他喝醉了，坐在路边，沈从文正好路过，以为是个流浪汉，走近一看，竟然是汪曾祺。沈从文连忙喊了几个同学，把汪曾祺架回宿舍，给他灌浓茶醒酒。现代医学告诉我们，浓茶解酒其实不太好，但这样的师生关系着实让人羡慕。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曾两度在校外租房子住，一度是在若园巷2号，一度在民强巷5号。当时住若园巷的有王道乾、何炳棣，还有写了《未央歌》的吴讷孙。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也是群星闪耀的时代。在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里，我们读到了潇洒，读到了自由，也读到了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温度。

“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这是汪曾祺在《泡茶馆》一文中的原话。现在的大学生和上班族喜欢去咖啡馆工作、学习、聊项目。而当年联大学生最喜欢去的是茶馆，学生们在茶馆里看书、学习、写论文、闲聊，还有人几乎以茶馆为家，连洗漱用具都放在茶馆。《泡茶馆》一文，借茶馆这个小小空间，把当时的昆明写活了，也把联大学生写活了。

当时昆明的茶馆，有大茶馆和小茶馆。昆明正义路有一家大茶馆，一楼一底，里面有几十张荸荠紫漆的八仙桌，人声鼎沸。茶馆里有看手相的、唱戏的，十分热闹。这样的大茶馆，汪曾祺很少涉足，他常去的，是小茶馆。

汪曾祺常去的小茶馆，主要在离联大不远的凤翥街和文林街，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每一家茶馆的情况，汪曾祺都如数家珍。他不仅观察茶馆里的联大学生，对茶馆主人也刻画入微。

昆明有一家茶馆，白皙强壮的女主人每天很辛苦，而她丈夫却成天无所事事、每天还要喝一大杯牛奶。汪曾祺为这个妇女鸣不平，感叹“中国的妇人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昆明凤翥街上，一家绍兴人开的茶馆，老板对外地学生比较热情。这家茶馆的点心比较丰富，有芙蓉糕、萨其马、桃酥等。穷学生们在这里可以赊账喝茶、吃点心，甚至还能借钱看电影。

昆明龙翔街有一家茶馆，茶客基本都是本地人，本地的闲人、赶马人、卖菜的、卖柴的。汪曾祺在茶馆里，或和同学聊天，埋头看书，不时磕把瓜子喝口茶，暗中观察着来往的人，酝酿着大小文章。

汪曾祺住民强巷的生活一贫如洗，落拓到了极点，房租常常拖欠。而当时昆明有些人家就是愿意把闲置的房间租给穷大学生，不计较房租。离他很近的一家茶馆叫“广发茶社”，是广东人开的，他经常和同学到这里喝茶聊天，不论境况如何，汪曾祺总会找到生活的乐趣。

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所中学教过书，学校的西北墙外有一个孤儿院，孤儿院西边有一家小茶馆，这家小茶馆卖清茶、葵花籽，有时候还有两块钱的芙蓉糕，以及劣质白酒。

当时在昆明开茶馆的，有本地人、绍兴人、广东人，茶客也是五花八门。这些茶馆，正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正义路、翠湖、文林街、黑龙潭、观音寺，从城内到郊区，处处都有茶馆，茶馆是重要的公共空间，也是动乱年代里，为数不多可以供大家感受日常生活的休闲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