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一个层累的历史巨人；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远古圣王；一个伟大的精神象征。

黄帝形象的大规模历史书写应该始于周秦时代。周秦时代百家争鸣，各家为了抬升自己的影响力，纷纷找远古圣人代言，儒、道、法、墨各持己见争鸣不已，但对远古圣王的尊崇是一致的，《山海经》《周易》《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庄子》《逸周书》《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对黄帝事迹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述，从商汤文武往前推，到尧舜禹，直到黄帝、炎帝、颛顼、帝喾、伏羲。不同的文化学派对黄帝有不同的构思和描绘，于是黄帝有了古帝王、祖先神、天神等多重身份。而在此时由于华夏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出于血缘崇拜的需要，迫切需要在追述祖先的过程中树立起一个共祖，随之将诸多事迹加于黄帝，黄帝作为始祖形象也就被凸显出来。

先秦时期的黄帝形象尽管是在“虚构”的环境中生成，但从口头传说到文本书写，黄帝的形象终于被实实在在地勾勒出来，在其塑造、描绘、虚构黄帝的过程中，伴随着对黄帝历史的研究过程，一些关于黄帝最本源的东西也就被挖掘和记录下来，成了后世研究的对象。

到了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在明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中将黄帝从先秦的虚构中“实化”，这使我们在《五帝本纪》中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古代圣王的形象，生平、功绩被一一披露：“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尽管受汉代文化风尚的影响，黄帝的神化倾向在汉代没有减弱，其作为神、仙的身份也广泛传播，但作为一位远古圣王的形象在历史的视野中被落实下来。

黄帝的“实化”意义巨大，一方面，因为“实化”，黄帝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普遍认可的圣王被进一步塑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不论儒家还是道家，还是世俗社会都可以据实而论，不断增加黄帝的“史实”元素，使其在现实世界更为丰满；另一方面，谶纬神学和黄老道学也有了可模拟的主题，使黄帝的神、仙气质也被进一步放大。

唐宋至明清，黄帝的形象进一步世俗化和道教化，作为古代圣王的黄帝进一步被人们认同，其人格形象进一步完美，其群臣形象也被塑造，人文初祖的地位越来越巩固；同时，传统的帝王祖先崇拜也演化成宗教崇拜，在道教的信仰世界，黄帝也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

在黄帝形象形成的过程中，黄帝形象是多元的，甚至被神化，这是上古史书写的基本现象——层累现象。所以我们说，黄帝是一个层累的历史巨人。层累中有虚构，也有实证，剥离其神化成分，黄帝作为华夏人文始祖的史实也被无可否认地确定下来。

作为华夏人文始祖，黄帝的功绩几乎涵盖了文明社会前期的所有创造，教民稼穑、制作衣冠、造屋宇、发明舟车、制造生活器物、发明冶金术、发明文字、制定历法、论医、建官立制、制礼作乐、经土设井等等，从现有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来看，如果我们把黄帝生活的时代确定在距今4500年左右，制造生活器物、发明冶金术、发明文字、制定历法、论医、建官立制、制礼作乐还都是有可能的。

距黄帝时代较近的“河南偃师二里头、伊川南寨等遗址均出土了一定数量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号，字形上可与商代金文相互对照。同时，二里头文化发现了成套的陶礼器和青铜礼器，表明该时期正是早期中国礼制趋于完备的阶段。”（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符号与礼制文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100页。）从二里头文化看，黄帝时代文字的出现、制礼作乐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我们认为，人们的衣食用物、制度规范制作的年代可能会更早，但生活在这一时期并使用它们的黄帝对这些器物制度的发明制作的可能性应是成立的，有的可能是发明，有的可能是使用，有的可能是再造和改进，这些现象，在历史寻找到一个书写对象时不可避免地会附会在一起，累加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对于黄帝功绩的认识同样不能单纯归于黄帝个人，这是一个时代的贡献，不过黄帝作为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的功绩被合理地——也有不合理地累积与附会了。

对于黄帝的认知不能停留在“发明家”这样的层面，他是一个民族精神符号，在历史的层累过程中，黄帝被赋予了巨大的精神价值，这些价值表现为：1.创新创生精神；2.不畏艰辛精神；3.礼乐秩序精神；4.民本民生精神；5.和合团结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它们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内在力量，也是中华文明继续前行的精神源泉。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