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霸凌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且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霸凌者已呈现过度低龄化趋势，手段性质变得更加极端、恶劣；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轻则情绪低落、厌学，重则轻生或形成报复社会型犯罪。

当前，校园霸凌面临着隐蔽性强、法律不完善等问题。天津滨海新区政协委员齐方利调研了解到，因校园监控范围有限，霸凌行为多发生在教室、卫生间、宿舍或偏僻场地，取证难度较大；受害者由于怕丢人、怕被报复，不敢向家长和老师诉说，故多数霸凌行为，都是长期性的，使受害者的心理和精神遭到巨大伤害。

同时，无论是霸凌者的家长还是学校的老师，甚至是公安机关，重视度普遍不足。如学生在校发生丢东西，被同学辱骂、掌掴、踢踹等行为；学校老师因没有实质证据或迫于霸凌者家长压力，治理困难，有的老师甚至让受害者家长告诫受害学生查找自身原因；公安机关同样因没有确切证据或学生年龄尚小不好处理等原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霸凌者家长更是袒护孩子，拒绝承认霸凌行为，认为霸凌没有证据、都是小事，不值一提，受害者小题大做，并且不断给学校、老师、公安机关施压，成为纵容霸凌行为的推手。

在齐方利看来，法律不完善，没有对霸凌者施以应有的惩罚，没有形成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震慑。目前法条大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有从轻、减轻、监护人加以管教的字眼或意思，但没有彰显法律应有的公正，没有给予受害者应有的保护。

为此，齐方利呼吁，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让制止校园霸凌完全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如对校园霸凌行为细化，从对受害者的影响角度来判定社会危害性，不单纯以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参考；对调查取证应充分考虑现实的客观环境，更加重视第三人口供；取消年龄限定，增加处罚方法，对轻微罪行，可执行社会公益服务、大额罚款等，增加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本，以引起监护人重视，从而达到严加管教的目的；对犯有严重罪行的，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建议适当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作出限制，以形成小惩大诫的环境。

“校园霸凌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参与的事件。学校应尽可能减少校内盲区，做好法治教育，对学生的不当行为记录在案，严加管教，建立家、校、警、社区四级联动，发现霸凌苗头及时纠正处理，全面介入，而不是息事宁人，助长歪风邪气，埋下更大隐患。”齐方利建议敦促学校落实主体责任外，加强未成年监护人普法宣传。

“监护人的行为方式和教育方法对未成年人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未成年人是在模仿中成长的，家长要深刻明白监护人的意义和责任，时刻以身作则，正确引导未成年人，留意观察未成年人变化，既不做受害者的复仇剑，也不做霸凌者的保护伞。要了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给孩子本身和家庭带来的后果，把好制止校园霸凌的第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