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已是耄耋之年的施蛰存住在上海一座不起眼的小房子里。他的卧室兼书斋显得非常陈旧，但几顶高大的书橱里溢出淡淡书香。老两口的生活也很安逸，他的妻子喜欢靠着窗口戴着老花眼镜低头补缀旧衣服，高而瘦的施蛰存每天早上都精神矍铄地坐在书斋里开始他的创作生活。

一天，几位远方宾客登门拜望施蛰存。大家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施蛰存一上来就开诚布公地说自己是个“出土文物”。他解释说，这几年前来看他的人应接不暇，但是他对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未必会有社会上传闻的那么突出，都是一些人的谬赞罢了。

当有人询问他《文艺百话》出版事宜时，施蛰存突然很兴奋地说道：“不瞒大家说，我今年还要编写一两本出来。”大家都很惊愕，表示施蛰存都88岁高龄了，为何还笔耕不辍？他淡淡地说：“人生在世，活着总要做点事嘛！就像学生要学习，商人要做生意，军人要打仗，工人要工作，文人自然也不能放下手中的笔。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去做自己应做的事。我尽我心，我尽我力嘛！”

说完后，施蛰存又主动提及自己成为“文物”的原因，就是1933年与鲁迅先生的那场笔战。当时施蛰存建议文学青年要多读点古文，把古文作为“修养根基”或“修养之助”。这一观点被鲁迅先生指责为别有用心而遭到严厉批评。这场风波如今看来是个真诚的误会，施蛰存对此坦言：“我不怨恨他，后来的事不能让鲁迅负责。”施蛰存直率的品质让在场的宾客们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