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7年，深受师生们的爱戴。他为人重实干，寡言语，文质彬彬，时称“寡言君子”。

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提出著名的“大师”与“大楼”的论断，彰显出他不同凡俗的眼光与胸襟。其实，梅贻琦治校，只有四个字：“无为而治”。换句话说，就是充分尊重教授，将“大师”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梅贻琦低调谦和，从不专横独断，遇事总是先倾听教授和学生的意见，集思广益，择善而从。每次开会，梅贻琦到场后，就找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只是静听，很少发表观点。看到教授们的茶杯里没水了，便起身续一下。会议即将结束时，有人问梅贻琦有什么要说的，他回答：“吾从众。”意思就是，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西南联大成立后，梅贻琦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凡事均能做到不偏不倚，公正无私，一视同仁。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共开出1600门课程，各有各的思想和观点，各有不同的讲法。梅贻琦本着学术自由之精神，尊重每位教授，不强求一律，不厚此薄彼。一时间，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蔚然成风。

梅贻琦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上任伊始，他首先取消了校长特权与津贴。在昆明，他与教授们一样租住民房。当时物价飞涨，梅贻琦微薄的月薪，只能撑半个月，吃饭往往都是辣椒拌白饭，连青菜都很少。梅夫人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起早贪黑地磨米粉，卖“定胜糕”。有一次，梅贻琦去成都出公差，已订好回昆明的飞机票。恰好有可乘的邮政汽车，他为给学校省200元钱，毫不犹豫退掉机票，改乘邮政车回昆明。

1962年，梅贻琦因病去世。人们在他入住医院的床下发现了一个皮包，里面放着一个账本，清清楚楚地记着清华基金的使用情况，每一笔都分文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