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1971年，启功先生接到通知，到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编辑部报到，主要担任校点《清史稿》的工作。这段工作，按启功自述：“于是我迎来了‘文革’期间最稳定、最顺利、最舒心的一段时期。”由此，他与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启功的著述，学术含量高，文字又畅通练达，是深受当时出版社关注欢迎的。譬如一部《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接受出版过程中，启功与责任编辑之间，关系和谐。对编辑提出的不论内容观点的问题，还是行文表述的意见建议，甚至小到一个标点，他都愿意充分考虑。据编辑记述，他在一封信中诙谐地说：“抗日时有一歌中有句云‘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拙稿中必尚有荒谬错处，敬请毫不客气奋笔直改，不必细致地赐予商量也。因改歌词中之‘鬼’字为‘稿’字，即请用大刀向拙稿错处砍去为荷！”还以汉语专业词汇加强：“鬼、稿双声，更有充足理由也！”

不仅认真如此，启功还宽厚体贴。中华书局是以古籍整理和研究为特色的专业出版社，这类著述学术专业性强，一般情况下印数较少，销售慢，经营利润也自然有限。他的《汉语现象论丛》出版后，考虑到这些方面，在编辑给他开稿酬时，他提出不要出版社支付现金，而希望把所有稿酬都用来买书。买来的书，少数送给他，其余几百册《汉语现象论丛》全数留在编辑室，以便赠送需要此书的专家或读者。后来编辑作文说：“我明白，先生是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中华书局分忧，支持中华书局工作啊！”

一个学者，他的学问不仅仅体现在纸面上，而应该是融会在精神骨髓中，并在现实中努力践行。启功的作为，就是这种精神及实践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