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文

纵观今年两会涉及教育的各种议案、提案，显然回应了老百姓关切的具体问题；部分提案则很好地站在了国家的需求角度，对重大教育制度安排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他提交了一件颇有高度的提案，即英才教育的问题。这一提案强调，配合拔尖人才的培养，需要制度化建立资优学生的培养体系，即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贯通的培养体系。

在强调教育均衡与公平的背景下，近年教育治理出现了过度的一刀切的现象，一律不准多教、多学，必须齐步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是有差异的，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存在一定比例天资聪颖的孩子，从教育的基本规律来说，我们也必须推出适合他们的培养模式。更重要的是，中美博弈，表面上是技术，但技术背后就是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的比拼。因此，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对中国最后突破美国的封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朱常委的这件提案，不仅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体现了教育的专业性，更是站在国家战略人才培养的需求角度，体现了政协委员站位国家的政治高度与参政议政的专业性。

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吴仁彪委员也提出了一件堪称专业的提案。吴仁彪提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应该对高校学士学位实行分级制度，即借鉴西方国家的荣誉毕业生制度，对高校本科毕业生进行分级，分设荣誉毕业生与普通毕业生。一方面既保证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也给在校大学生增加了必要的学习压力，能够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质量。笔者认为，这一提案不仅专业，而且具有紧迫性。高等教育快速普及化后，在当下中国几乎人人都能上大学。2021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8万，录取了1001万人，本科生招生逼近450万。满分750分的情况下，很多省市本科线最低仅有300分左右。相当一批学习能力不足，学习习惯不够好的学生也都进入了大学。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国大学的淘汰率很低，高等教育的质量备受诟病。近年来，相关部门与高校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废除清考、加大论文抽查力度，但事实上我们也很难做到严格淘汰，比如一些因无法毕业引发的极端事件也让学校投鼠忌器。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吴仁彪的建议就显得非常及时、重要，而且有现实的可行性，即由教育部门主导基本就可以完成这项改革。

还有比如对教师的减负，有委员精准地提出了教育部门过于细化的管理，给中小学老师带来了繁琐的管理与考评工作，希望教育部门简化这些管理工作，把老师从繁琐的打卡填表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给老师切实减负。

与此同时，有些提案则值得商榷或者尚需研究。比如有的委员提出取消普职分流，甚至取消中考、高考来降低甚至解决教育焦虑的提案。中高考引发的教育焦虑，包括普职分流带来的焦虑，本质上是社会竞争在教育上的前置与投射，是一个社会问题，并非一个教育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大家热衷的是“中职”，而不是普高，原因很简单，一个中专、中技、中师生就会有一个铁饭碗，于是初中毕业生第一选择往往是“中职”，而不是读普通高中。这显然是用人制度与社会评价反作用到教育上的结果。同理，人人都能上大学就能解决高考带来的焦虑吗？显然不是。2021年高考录取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录取比例超过93%，人人都能上大学的背景下，高考带来的教育焦虑就降低了吗？显然不是，甚至更焦虑了。学生与家长更在意能否考上本科，能否上“双一流”大学，甚至清华北大。原因也还是社会评价。

在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水涨船高，用人单位对于出身与学历的限制无非更加苛刻而已。比如各省的选调生往往严格限定在部分985高校范围，绝大部分高校毕业生是没有资格报考的。在研究生不断扩招后，即便你是研究生，就业时用人单位还要追问你的本科是什么学校。也就是说，我们即便都上了大学，都上了所谓的好大学，如果社会竞争仍然很激烈，教育焦虑是不可能削减或者降低的。如果像80年代那样，一个中职毕业生就有一个“铁饭碗”，还有人会拼命上大学，读研究生吗？

大量的教育问题，本质都是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在教育上的投射，反过来也制约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但却是通过教育改革无法解决的。如果可以自由迁徙，何来异地高考与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问题？在招生考试改革上，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迟迟无法落实，何尝不是诚信问题危及招生的公平正义？走班选课导致物理选考人数下降，何尝不是功利文化对学生与家长的影响？教育是被这种功利文化“功利”了，而不是教育变功利了，这也是单单通过教育改革不能解决的问题。试图用教育的改革来全面调整社会问题，可能与教育本身不宜，还会带来更复杂的教育问题。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少，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希望代表和委员在对教育问题出谋划策时，更多深入调查也更多系统思维。教育只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大量教育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投射；也因此，在教育改革与治理的建议上，也更需要多些系统思维。很多教育问题的解决，首先要从社会问题解决起。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