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照宁

在厦门翔安区马巷镇，坐落着一栋清代光绪年间土木、砖石结构的“二落带护厝”形式的闽南红砖民居，又名“大夫第”，是20世纪厦门鸿儒巨商洪晓春故居，老人们更愿意亲切地称呼他为“晓春伯”。在厦门市中山公园，有一座桥特意命名为“晓春桥”，就是为了纪念爱国商人洪晓春。

洪晓春是何许人也？为何受到如此礼遇？他与厦门又有什么渊源？

做商人 经营有方急公好义

清朝光绪年间，洪晓春从马巷镇来到厦门岛内经商，创办源裕商行，开始只经营粮食，以后逐渐发展，兼营信局、出入口商、汇兑钱庄。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厦门商务总会成立，洪晓春先后任商务总会会长、主席，他在商会任职的20多年间，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商会群体的力量，与政府官员、日籍浪人的斗争中，维持商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妥善处理苛捐杂税和金融风波。他大力提倡国货，倡议举办国货展览和组建国货公司，参与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由于洪晓春的公正诚实，所以得到南洋各地侨商的信赖，在社会上的威望也不断提高，赢得闽南人士的钦仰。

不仅如此，洪晓春热心公益事业，针对当时厦门道路狭窄的状况，洪晓春主张开辟马路，面对日本浪人与地方上恶势力的刁难，他不屈不挠，厦门第一条马路——开元路，耗时7年终于开辟，与洪晓春的努力密不可分。为适应城市发展，1929年，他与张镇世等投资组建厦门市汽车公司，1934年厦门开始有了民营的市内公共汽车行驶。

洪晓春还动员华侨回乡参加建设，邀请同安数位华侨合资组织兴安公司，建筑兴安街数十幢房屋。接着，又兴建了第七市场、第五市场等。印尼华侨黄超群、菲律宾华侨李昭北、越南华侨陈式灿、马来亚华侨陈可补等在他的动员下，纷纷回厦，于思明南路、大同路、鹭江道和中山公园周边一带建设楼房，现鹭江道片区已成为厦门市热门旅游景区。

做文人 吟诗作文兴学助教

在文化教育方面，洪晓春也有诸多建树。

洪晓春虽出身科举，但他并不反对吸收西方文化，而是赞同中西文化合理的融会贯通。他将马巷的“舫山书院”改为“舫山学堂”，成为马巷地区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舫山学堂嗣后又改为高初两等小学（即马巷中心小学的前身）。

1906年，洪晓春与黄廷元、杨景文等人发起成立“大同两等小学堂”，为大同小学的兴建校舍、增添教学设备和常年经费到处募捐，并为大同小学的发展远景运筹策划。100多年过去，这所清末小学堂现已是厦门市的知名小学，蜚声八闽。

1920年他又发起倡建马巷启智学校，还独资或合资兴建窗东学校和刘五店光华学校、毓秀女校，接纳贫穷子弟入学。

由于洪晓春热心教育事业又有学识，还一度被推选出任厦门教育会会长、思明县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筹助厦门大学经费的“厦大协进会”发起人之一。

抗战胜利后，洪晓春从海外归来，虽已年届八十，仍热情地加入筼筜诗社，举办“竹林雅集”赋诗唱和。还出席厦门市文献委员会成立大会，讨论编修《厦门市志》。

做中国人 宁死不屈堂堂正正

抗日战争期间，洪晓春参加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被推选为劝募部部长，率先捐献以带领厦门市商界人士筹款支援抗日救国。

1936年12月，洪晓春72岁生日前夕，厦门市商会、厦门市教育会、益同人公会等40多个社团拟联合为他举办祝寿活动。洪晓春得知情况，立即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国难严重，前敌将士风餐露宿，自维衰老，不能执干戈以卫国家，已属遗憾，何敢重累各界耗资，以自逸乐。”他的谈话见报后，各界人士很受感动，改变原先盛宴祝寿的做法。遵照洪晓春的意愿，“将欢宜醵资充慰劳前敌的捐款”。

1938年，侵华日军的铁蹄踏上厦门，百姓纷纷外逃，社会秩序大乱，百业凋零。日寇为稳固其统治，拟利用洪晓春在厦门的威信和社会地位，企图请他出任伪厦门市维持会会长。日本领事泽重信多次亲自出马，使尽利诱威胁手段，但均被严正拒绝。

洪晓春为避敌纠缠，免受利用，74岁高龄时离别病床上的老妻，搭乘开赴菲律宾的“丰庆轮”。经香港赴越南，继而转赴马来亚马六甲，流亡期间相继接到妻子和儿子在厦门去世的噩耗，北望桑梓，老泪纵横，但只好强忍悲痛。后定居在新加坡。

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日寇对洪晓春的迫害仍不放过，洪晓春借故住进医院并连夜乘火车转移，又被日寇追踪缉捕，关进马六甲观音亭集中营达数年之久。在狱中，日寇又胁迫其出任厦门市市长，洪晓春宁死拒不书写悔过书，怒斥敌人“八十老翁，无过可悔！”

1946年10月，82岁的洪晓春从集中营获释回到厦门，厦门上千人自发冒雨到轮渡码头迎接。国民党政府授以他“忠贞爱国”匾额一方，并将厦门市洪本部街改名为“晓春街”，以表彰他的爱国情操。

新中国成立后，洪晓春历任厦门市人大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和省工商联合会筹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