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斌

1934年，《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为拓展言论广度，扩大报纸影响，决定开辟“星期论文”专栏，邀请学界名流加盟执笔，第一批被邀请的学者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8人。据《<大公报>史》统计，自1934年1月至1949年6月，计有200多位各界贤达先后撰写了750篇言论，其中，傅斯年共发表22篇，成为投稿最为积极的作者之一。

傅斯年为“星期论文”撰写的文章，内容集中在“国内政治”和“国际评论”两个方面。1934年11月25日，他在《政府与提倡道德》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国民训练，而不是道德说教、不是政治口号，政府提倡道德，应引进公民契约等理念，培养明辨是非、服从公义等公德，政治家要以身作则，否则必然毫无成效，徒增许多伪善。文章最后指出：当下社会“国难之急，民困之极”，然而“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傅斯年联络任鸿隽、储安平等20位著名学者，在《大公报》天津版“星期论文”专栏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指出：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

傅斯年还在《大公报》重庆版“星期论文”专栏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阐述了东北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充分显示了傅斯年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严谨的论辩和炽热的爱国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