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英

安徽桐城、枞阳两地是桐城派文化发源核心区，习惯称方苞、刘大櫆、姚鼐三先生为“桐城派三祖”，其中姚鼐为桐城派集大成者。自京官辞职后，他先后主讲执教梅花书院、敬敷书院、紫阳书院、钟山书院40余年，是桐城派三祖中执教时间最长的一位先生。

有趣的是，姚鼐辞别京师后执教的几大书院都与长江文化地理有关。如梅花书院在扬州，敬敷书院在安庆，紫阳书院在歙县，钟山书院在南京。其中，他在钟山书院主讲时间最长，前后有22年。利用书院讲坛和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姚鼐秉烛前行，使桐城派自始而后大。这种以长江为文化地理的学术传播活动，上播湖湘，下被吴越，客观上促成了“望溪开之，海峰继之，至惜抱而其传始大”的一派学术定位。

桐城派的宗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三祖流衍和学术传承的规律，是方苞开其源，刘大櫆为中坚，姚鼐为光大者。其中，姚鼐的特殊地位，《清史稿·姚鼐传》有载：“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后来的桐城派尽管流行全国，成为“天下文章”的旗帜，但长江文化地理的烙印特别鲜明，如长江中下游，岳麓书院，白麓书院，辅仁会馆、桐川会馆等。这些书院，既是长江地理的坐标，又是长江文化的坐标。

这绝不是巧合，而是长江人文非常有规律的一次体现。比如方苞的文化人格形成，可以上溯到他的《古文约选》。尤其是姚鼐的晚年诗作《夜抵枞阳》，“棹击中流天倒开”，写出了长江地理与其文化人格形成的关系。通过粗浅研究，我认为，姚鼐的三种文化意识是存在的。

首先，是生命觉醒意识。《登泰山记》是姚鼐生命觉醒意识的经典之作。乾隆三十九年，姚鼐人生面临重大选择，他以衰病和养亲为由，毅然辞去刑部郎中兼四库馆纂修官的职务，“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艰，至于泰安”。在大雪中他与好友朱子颖登上泰山，创作出《登泰山记》。大雪的背景下，他写下“苍山负雪，明烛天南”，一幅《泰山晚照图》；又写下“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一幅《泰山日出图》。

姚鼐登泰山全程，既完成了“慨然想见隐君子之高风，其幽怀远韵与子颖略相近云”（《海峰文集》卷四《朱子颖诗集序》）的人生向往，又实现了“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的人山合一的壮丽审美，足以“霁雪高山共酒尊”，足以“登泰山而小天下”，足以“圆融澄澈而明志”。在美学上，泰山的风雪有隐喻背景，但觉醒者是姚鼐。泰山把一束晚照的烛光移交到姚鼐的手里，姚鼐知道了他前面的道路，泰山需要烛光，还有无数的人需要烛光。

其次，是归来意识。姚鼐的一首诗《夜抵枞阳》收集在《惜抱轩文集》（刘季高标校），刘季高在《前言》中称：“康雍以后，文网渐密，淫威所及，学者则钻进考据，诗人则相率走向另一条道路，于是倡神韵者有之，重格调者有之，标性灵者有之，几几乎舍质而事文。其始则时代为之，其终则流荡而忘返。若姚氏者，其不忘返者与？”

“轻帆挂与白云来，棹击中流天倒开，五月江声千里客，夜深同到射蛟台”，这首《夜抵枞阳》应是姚鼐归来意识的代表作。诗中有两处地理坐标，一是枞阳，二是射蛟台。枞阳是姚鼐的出生地，枞阳与桐城原属一县，其置县与射蛟台有关。姚鼐的《夜抵枞阳》是写家乡文化的源头，他的另一首诗《咏古》对枞阳与射蛟台的关系做了更直接的诠释：“鼓枻出大江，回首枞阳渡。中有汉帝台，言是射蛟处。”姚鼐诗里反复提到汉武帝，枞阳和射蛟台，都与长江地理有关。《枞阳县志》记载：公元前106年，汉武帝知蛟害民，自天柱浮江而下，在枞阳达观山弯弓搭箭，射蛟成功，作《枞阳之歌》，同年置县。

首句“轻帆挂与白云来”，“轻帆”“白云”，好心情自出胸襟。“棹击中流天倒开”，应是逆流而上，是他人生文化转型后的第一个归途，既是“明烛天南”后的澄澈，又是征途上的豪迈。“五月江声”正是枞阳江边端午的乡景，枞阳乡亲开始在江边打芦叶包粽子，此时“千里客”归来也正是吃粽子的时候。姚鼐想起恩师刘大櫆“先生伟岸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谐谑”，能马上和老师在一起吃粽子，心都醉了。“夜深同到射蛟台”，船到射蛟台时很晚，码头上有一盏灯在等他吗？

实际上姚鼐在诗里已将情境描述得很清楚了，“同到”，必然还有另外的人。果然守在家乡的老师刘大櫆还是知他，一早便相迎于码头。

射蛟台下面，就是老枞阳著名的景点“枞川夜雨”。夜深了，一盏灯，一壶酒，两个人，听着芦苇的沙沙声。码头边，那艘帆船已在夜里停泊。两人相见，唏嘘不已，刘大櫆端起酒杯，欣慰地对姚鼐说：“谷鸟翩翩影，孤翔识所归。”

读姚鼐的文学作品，更有一种天地的美学意识在里面。姚鼐论诗：“善为诗者，不自命为诗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发之于诗，则诗亦与之为高广且远。”姚鼐论文：“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姚鼐对诗文提出的美学范畴，一方面来自中国古文的美学气象，在《古文辞类纂》里，他将古文美学元素进行了高度概括，“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

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大自然的观照和审美。远游和归来对他是矛盾的，但志于远游一直是他的梦想：“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泰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太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于洞庭，窥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

“棹击中流天倒开”的姚鼐1815年归葬于家乡枞阳县义津镇铁门口。姚鼐墓面向长江，隐于村庄，为安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小径翠竹深处，一代大师在这里长眠。

在长江旁边的枞阳上码头，昔日姚鼐渡船归来之处，现在正是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的引江水入口处。一座文化古城正在复建，其中一个文旅项目就是“五月江声千里客，夜深同到射蛟台”，游客说着姚鼐的归乡足迹，在一首诗里寻找桐城派源头以及桐城派发源与长江地理的关系。

（作者系铜陵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