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兆盛

那天，父亲躺在医院病床上打吊针。突然，他想坐起来，我忙问是不是想喝水，父亲说不喝，抬起左手，指指耳朵，说：“好痒，给我拿根棉签来吧。”我赶紧找护士要来了两根棉签。

我知道父亲是想掏耳朵了，但他右手扎着针不方便，我要父亲忍一忍，等打完针再掏，父亲说实在忍不住了。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来吧。”父亲先是摇摇头，接着点点头，“好。”

毕竟第一次，我拿着棉签的右手居然有些不听使唤，颤抖起来。父亲感觉到了，说：“莫担心，掏吧。”

棉签慢慢伸进了父亲的右耳朵，轻轻转动几下，我问：“这样可以吗？”父亲说：“蛮好。”我这才放下心来。渐渐的，手不那么抖了，动作也麻利多了。

约莫一支烟的工夫，父亲的两只耳朵终于掏完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发觉手心和额头都已渗出了汗。父亲皱纹密布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父亲告诉我，将近半年没掏耳朵了，现在耳朵不痒了，舒服多了。

我知道，因为掏耳的工具是棉签不是耳勺，效果肯定不会那么理想。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掏”，只能算“擦”。但已年逾五旬的我，权且也算有生以来给父亲掏了一次耳朵吧。如果父亲不是住院，不是耳朵痒得难受，且不是我陪伴，此生我可能连这样的一次机会都不会有。

父亲年过80，最近几年，身体每况愈下。腰椎间盘突出让父亲原本硬板的腰身佝偻了几分，前列腺增生并发膀胱结石以及痛风令父亲的身体雪上加霜。手术后，父亲苍老了许多。掏耳朵那会儿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挨着父亲。满头白发没掺杂一根青丝；满脸皱纹，如纵横的沟壑，深而密……

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给我们五兄妹掏耳朵的情景。

可以说，父亲“承包”了我们五兄妹掏耳朵的“工作”。那时，父母都在生产队出工，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父亲是生产队长，更忙。但，再忙，每隔两三个月，他总会选一个晚上，轮流给我们掏耳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还没通电，家家户户点煤油灯，煤油贵，灯光弱，父亲摆上两张小矮凳，拿出奶奶的陪嫁品——一只约半根筷子长的银耳勺，开始给我们掏耳朵。

我们头枕着父亲的大腿。父亲细心极了，轻轻地掏，慢慢地掏，掏了左耳掏右耳。我们眯着眼睛，尽情享受着浓浓的父爱……

那时，不谙世事的我还曾想过，等长大了，也帮父母掏耳朵。后来长大了，我却远离了父母，“常回家看看”更多的是挂在口头，放在心里，真正付诸行动实在太少了。帮父母掏耳朵，更是成了空话。

这次虽帮父亲掏了耳朵，但还不能说当年的愿望就已兑现了。自己是在父亲患病的情况下，给父亲掏耳朵。父亲病愈后，我若还能自觉、主动地常常给父亲掏掏耳朵，那才算真正尽了一点点做儿子的孝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