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鲁迅作品累累，可直接评述自己的文字却寥寥。《〈自选集〉自序》里，鲁迅说到自己的写作目的：“……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

鲁迅说自己写完《呐喊》《野草》之后，“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措辞十分收敛，是“虽然”，用“似乎”，最后一句还是批评。

较完整的自评，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是以选者身份动笔的，所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回避：

“在这里（《新青年》）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微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所注意了。”

“新文学运动”初期，倡言者众，可能拿出的实际创作，却非常有限。所以，对于自己作品的成就，鲁迅也不避言：“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为何能取得这样的结果，鲁迅指出是因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这段自评较他人的研究来得细致，鲁迅说自己思想和艺术来源于外国作家果戈理、尼采、安特莱夫，但又表明自己摆脱外国作家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表达也是相当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