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沛妮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剧目《觉醒年代》近日在央视落幕。无论是专家层面，还是网络舆论层面，它都收获无数好评。与之前正面表现“建党正传”的影视作品相比，《觉醒年代》的视角更有新意，它将故事的重心放在“建党前史”之上，并怀揣别具慧眼的独特史观，不仅发现并直面这段历史，还将这段历史表现得熨帖妥当、深入人心，这点值得点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何而来？无论是在党史中，还是在国史中，共产党的“建党前史”都很难作为重点进行表述，尤其在历史教科书中更是一笔带过，在影视作品中更是盲区。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但察觉到了党史研究的这一块盲区，还独辟蹊径生动再现了这段为多数人所不知的历史。该剧将《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的创刊作为切入口，以一份杂志的发展脉络作为主要叙述载体，伴随这份杂志的落户故事，一段鼓舞人心的“建党前史”徐徐展开。

《新青年》从1915年在上海创刊，到1917年于北京“挂牌”，再到1920年迁回上海，这条叙事线索不仅在时间上依次串联起了作为该剧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的三个阶段，同时还通过演绎《新青年》编辑部变迁的过程，由点及面地将分散在上海、北京的革命先驱们联系起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邓中夏等革命先驱，鲁迅、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这些人都从寥寥几笔的历史教科书中鲜活地走到了观众的眼前，描摹得真实而壮阔，实在是难能可贵。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从这部剧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不是偶然”的必然性。相信看完这部剧之后，大家基本上都会得出这么一个共识，那就是《新青年》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居功至伟，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的创始人形象越发清晰而伟岸。因此，《觉醒年代》尽管是一部电视剧，却有着突出的历史意义与史学贡献。其突出意义就在于发现并表现了这段“建党前史”，形象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之所以强调《觉醒年代》的史学价值，就在于这部剧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艺术规律的紧密结合。《觉醒年代》点明了《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火种地位，前期真实而扎实的叙述篇章预示着这颗火种扎得深，树便长得高。《新青年》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革命同仁们进行思想交流、相互联络的载体，它的编辑部更是整部作品核心的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本发挥着改造国民思想功用的它，在革命先驱们的思想发展下，从加入时事评论谈政治开始，逐渐成长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流砥柱，直至最后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该剧对《新青年》历史地位的高度肯定，其实是对那段内忧外患、苦难深重但有识之士勇于发声的历史的尊重，是对那些在思想、道德、文化上“觉醒”而先进的青年一代的真诚赞扬。由此可见，该剧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一本期刊成为一个有纲领、有观念、有信仰的组织的必然过程，描绘了共产党创始人以及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救亡图存、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这些都大大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天生具备的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

该剧对这段历史发掘深，理解透彻，还体现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高度还原上。《觉醒年代》不仅大胆表现陈独秀，将其推向公众为其正名，还对他的为人进行了深入的掌握与真实的还原。蔡元培的柔和性和辜鸿铭的爱国性也在其中得到了客观描述。非黑即白的历史人物观念被打破，历史人物得以祛魅，观众们得以见到一个个真实可信、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

由此可见，《觉醒年代》不仅刻画了一幅百年前“觉醒”的革命先驱群像，其呈现出的细腻的历史自评与坚定的文化自信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我们当下的观念突破。这部剧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建党前史”的一次深情回望。历史的迷雾被拨开，历史的真面目明朗于人民；敬仰已久的人物鲜活起来，党的抽象形象得到了具象表现。这无不在传递一种正确、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的唯物史观。

另外，这段历史的表现是充满美感的，即使是隐喻的使用也是恰到好处地增强了历史表现力和深度。如多次出现的骆驼象征被奴役的人们、笼中的鸽子寓意人被时局所束缚、陈独秀在泥泞路上抛上砖头暗示着其将成为革命的引路人，等等。

应该说明，这部作品所具备的历史价值，不仅仅是对历史原貌的精心还原，更重要的是采用了一种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这段历史从布满尘埃的地下室走到阳光之下，帮助人们增强了这段历史的清晰度，树立对这段历史的敬重感。

剧中青年李大钊激情写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让无数年轻观众为之共振。100年前的青年创造的“建党前史”激励了100年后的青年，青年的奋斗精神在这部剧中接递传承。《觉醒年代》的历史书写独具贡献，这样具有匠心的作品不会随着在媒体平台的完结而走向结束，它会影响和启迪一代又一代青年，并被挖掘出更多的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