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惠娟

“有的县（市）高考奖励额度很大，动辄高达数千万元，而这些奖励的发放都是根据当年所谓高考成绩确定的。现在，各个县（市）的高中布局很不平衡。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优秀师资和生源越来越向个别最优秀的高中集中。这样，在一个县域内，高中布局就形成了‘金字塔’的形态……”谈及教育评价改革，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讲述了去前底他到一些地方调研时的发现。

“也就是说，好老师好生源往往都集中在最好的县一中里，最差的生源则被收拢到职业高中里，中间这一部分也是被搞的‘三六九’等。由此，高考奖励额度在各个学校之间，自然差距巨大。最高的学校达到近千万元，次之数百万元，再次之一二百万元，差的只有几十万元了，甚至没有任何奖励。”张志勇坦陈，这种单纯依据高考成绩实施的奖励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张志勇看来，这种重奖励不重基本待遇保障的制度，招不来优秀教师安心从教。“高考成绩优秀的教师，单高考奖励就可以拿到10万元，已高于他的工资收入。由于县里把大量的钱都用于每年的高考成绩奖励，已成为县里沉重的财政负担，很难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张志勇举例说，有些地方的高中，刚入职的教师工资只有2700元，所以一些省属师范大学的毕业生都不愿意回母校工作。学校招不来师范毕业生就只好招聘地方综合学院毕业生。“教师素质越来越差，怎么能办好教育！”在张志勇看来，这为当地高中教育的健康发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除了招不到好教师外，这种单纯依据高考成绩实施的奖励制度还导致县域高中的资源配置分化越来越严重。“为了追求更高的升学率，县里把当地优秀的老师和生源都集中到最好的县一中，同时这种奖励制度本身又吸引优秀教师拼命向县一中流动。随之而来，县里的教育投入也重点保障县一中。”让张志勇更担忧的是，这就形成了当地高中教育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由此，当地的教育公平也就失去了基础。

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中小学教育越来越被升学率所绑架。“一切以高考、中考升学率为指向，整个教育都是围绕着升学考试来运转，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的建设等等，都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张志勇担忧地说。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曾明确规定“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然而，张志勇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不少教师对此很有意见，“不以中高考成绩奖励教师和学生，难道以考不上学的成绩奖励教师和学生？”在张志勇看来，这些观点显然是对中央教育评价总体改革方案的一种误解。中央要求“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并不是要取消中小学教师的一切表彰奖励活动，并不是要取消教师工作业绩的考核评价，并不是要否定中小学教师的辛勤劳动，更不是说中小学教师干好干坏都一个样。

张志勇告诉记者，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体系是国家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尊重教师劳动，调动教师教育教学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政策工具。关键是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体系要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体现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反映科学的教育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句话，能够全面科学完整地评价教师教书育人的业绩，而不仅仅是单一的考试升学成绩。”

如何改革和调整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体系？张志勇建议首先要保证教师业绩奖励资金来源。各级财政应把中小学教师教学业绩奖励资金全额纳入当年财政预算。科学确定教师业绩奖励额度。“总体上，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教师的业绩奖励额度应该是一致的，原则上应依据生均来确定各个学校的教师业绩奖励的总体额度。”在张志勇看来，各个学段、学校之间，可以根据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一定系数差异，但绝对不能依据考试升学成绩分配教师业绩奖励额度。

“中小学教师的业绩奖励固然要看教学业绩，或者说学生的考试升学成绩，但同时要突出教师教书育人的劳动付出。”在科学确定教师的业绩奖励标准方面，张志勇建议要把本校学生身心健康素质特别是体育素质纳入教师业绩奖励考核系数。“要考虑每所学校学生学业成绩的增值水平，而不是简单地看一次性考试升学成绩。要突出教师教学业绩的团队奖励，特别是学科教研组和行政班的团队奖励，而不是仅仅奖励毕业年级的学科任教教师。”在业绩奖励方案方面，张志勇建议各学校要科学确定教师业绩奖励方案。“要反复论证，科学研制，方案经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张志勇如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