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颖

“两千多年后，你们还读《书》吗？”面对两千年后的年轻人，白发苍苍的伏生关切地问道。今年正月初一，《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时间首播，其中这一幕让人感动、深思。《尚书》的守护者伏生关切地询问今天的读书人，特别是年轻人，是否依然守护千年文脉，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这背后，正是传统文化在今天如何传承、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

“典籍作为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的重要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思维，凝聚了的人文意识。让我们能透过时光隧道了解先民的生活，了解我们从何而生，为何而来，汲取其中的营养，构建当代的文明。”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与古籍相伴几十年，她清醒地看到古籍在当代传承发展的困难。陈红彦说，阅读古代典籍，对当代人来说，并非易事。但这些古籍又时时刻刻“活”在人们身边。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大禹治水、周公摄政、穆王改制等历史典故，以及“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修身准则，“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政治思想，“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励志金句，均源自《尚书》。

其实，何止《尚书》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历史上各时期都有丰富的典籍记载着中华先民的思想、生活、创造，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如何把那些我们看不懂的文字读懂，将典籍中的优秀文化接过来、传下去，成为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个目标不会一蹴而就。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典籍中的故事活起来，让艰涩的古文字融入生活，拓展传播方式，成为必须。”陈红彦认为，《典籍里的中国》对于弘扬传播中华文献典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从当代读书人到古代护书人的穿越，以跨越时空的对话，辅以戏剧化、影视化的情境还原，让观众以沉浸式体验从故事、戏剧中感受典籍的魅力。在数字时代，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普适性离不开与媒体技术的“强强联合”。

今年春节，国家图书馆和阅文集团合作将馆藏典籍中康熙、雍正、王羲之、颜真卿、赵孟頫等名家手书“福”字，配以数字技术结合的二次创作，借最通用的手机阅读方式，用年轻人喜欢的“梗”，制作福字故事手机壁纸推送，反响热烈。“这提示我们将优秀传统文化迁移、处理成可以‘秒懂’的知识产品，让优秀传统文化‘触手可及’，才能浸润当代生活，才可以有效传承，潜移默化地提高文化素养、文明程度。”陈红彦建议，一方面，要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提供有影响力、冲击力的传统文化传播产品。另一方面，提供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产品，提供更多新媒体播放方式。同时建立机制，由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共同形成供给，有力促进传统文化的多元有效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