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起来，朋友们，联合起来，保卫我们的大旗。集中我们的力量，我们是人民的喉舌，要发出雷霆的主张，争取民主自由……”郭沫若词作《联合晚报》的社歌以进军的速度突破天罗地网，向法西斯余孽帝国主义作毫不容情的声讨。而作为报社的领导者，王纪华带领大家不畏敌伪强暴，团结斗争。

占领上海报刊宣传阵地

王纪华1910年出生于上海，1936年1月由胡乔木、王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同年2月参加发起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任理事；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12月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当选理事；1948年5月后，往返港沪，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转达民建响应“五一口号”的意见；1949年春传达毛泽东邀请黄炎培赴港北上同商国是的指示；同年2月协助筹建民建港九分会；3月由港赴京，随军南下，参加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纪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市税务局副局长、市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民建中央常委、秘书处处长、文化部老干委委员、中国大百种全书出版社顾问、世界经济导报社副理事长等职。

王纪华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社会活动家，活跃在新闻出版战线上的媒体人。1932年他喜读邹韬奋《生活周刊》，认识了黄炎培、杨卫玉等中华职业教育社老师，在上海海关俱乐部协助编辑《关声》月刊。1934年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远军反帝同盟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进社”，参加创办《小职员》半月刊等刊物。1938年任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训导主任、校长兼中华业余图书馆馆长，根据中共的指示，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举办“现代知识讲座”，为抗日救亡培养大批人才。同年，担任中共领导的《每日译报》社常务董事，兼任《译报周刊》经理和编辑，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开展。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为国民党收复后的统治区，《申报》《新闻报》尚未复刊。嗣后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刘尊祺由重庆抵上海，共同策划，借《新闻报》为办报场所，《联合日报》一马当先，于9月21日出版，占领了上海报刊宣传阵地。刘尊祺任社长，王纪华任经理，编辑部人员多为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可不久，国共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成为一纸空谈，美国新闻处终止以该处名义出版《联合日报》，国民党当局以需重新登记为借口，《联合日报》被迫于同年11月30日宣告停刊。

“把千百万颗子弹打在一个标上”

《联合日报》被迫停刊后，王纪华重整旗鼓，决定创办《联合晚报》，为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得到黄炎培大力相助。黄炎培亲自出面向国民党有关要员打招呼、写条子，疏通关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许孝炎认为黄炎培为民建会要有自己的一张报纸，替中小工商业者说说话，遂予批准。

报社由金仲华、刘尊祺、王纪华等7人组成社务委员会，王纪华任发行人兼总经理。罗致、姚溱、冯亦代等11人为编辑，黄冰、翁郁文、姚芳藻等11人为记者。联合晚报社租赁原华美晚报社设备开张，印刷的机器房、排字房修整刷新工作，先后由工务科主任钱杰、张达平、毛人为等负责。《联合晚报》即于1946年4月15日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中共《新华日报》在上海筹备就绪，一再申办登记。但国民政府为控制舆论，不批准出版。周恩来遂以《联合晚报》作为代替，要求严格保持民营姿态，不许有党报作风，并将报社划归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领导。王纪华的组织关系随即转到中共驻沪办事处。《联合晚报》代替《新华日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喉舌。

周恩来嘱王纪华：“要运用《联合晚报》的有利条件，讲出人民要讲的话，报道人民要知道的事，必须反映社会真实，表达要求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反对内战是万众一心的愿望，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把千百万颗子弹打在一个标上。”

王纪华带领《联合晚报》紧紧把握这一办报方针，进行报道，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真相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实况，影响越来越大。

《联合晚报》办得红红火火，可是报社筹集的资金仅几千元，要支撑每天出版一张的大型报、职工百余人的局面，非常艰难。纸张无隔宿之粮，有时纸型上机架，卷筒纸还没运到，稿费、工资不能按时发付，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常使王纪华焦头烂额。他费尽心机调头寸、拉广告，扩大订户，开源节流，以满足资金需求，优化资金配置，渡过重重难关。

“要为民建会工商界讲讲话，要为民众讲讲话”

1946年6月23日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下关惨案”后，王纪华与黄炎培一道代表民建会赶赴医院慰问受伤代表。6月26日经王纪华统筹安排，《联合晚报》在头版刊出了5幅受伤代表卧床不起的大照片，旁边配的大字标题是：“请看！这些荣誉的受伤者！他们的血是会白流的吗？不！不！绝不会的！”使得歪曲事实真相的国民党官方报纸陷于极端被动的窘境。1947年2月9日发生劝工大楼血案，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特务活活打死的事件，《联合晚报》发表社评：“苦难的全国人民啊！请看这还像什么世界！”

这两次真实的报道，王纪华都受到当面严重警告，也引起国民党南京当局的密切注意，召王纪华到南京总统府训话。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板起面孔，拍案指责：“《联合晚报》胆敢与政府唱反调，报社编辑部里定有共产党。你王纪华为什么放弃赚钱的工厂不办，而办赔本钱的《联合晚报》，不是别有意图吗？”

当时外界都知道王纪华是地地道道的职教派、民建会理事、大资本家王宽诚的兄弟。王纪华即推托说：“老师黄炎培要我办报，要为民建会工商界讲讲话，要为民众讲讲话，师命难违，不得不办！”

吴铁城见事出有因，无可辩驳。于是提出两项条件为诱饵：一是拨付一笔钱，《联合晚报》停办；二是由政府出钱办下去，为政府说说话。要王纪华好好考虑，抉择前路。

国民党软硬兼施，还由特务写恐吓信给王纪华和总编辑陈翰伯，扬言“《联合晚报》如不改变论调，将以李公朴、闻一多同样处置（指遭暗杀）”。

这些威胁利诱的手段，王纪华至死不从。于是，一批国民党特务冲进报社二楼办公室、编辑室捣乱打砸，进行破坏。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以《联合晚报》颠覆政府的罪名，于1947年5月24日遭武装勒令查封，记者黄冰、杨学纯、姚芳藻3人被捕。

逢此重大变故，王纪华镇定自若，一面广告读者，一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设法营救被捕记者，安排编辑部人员安全撤退。组织王燮林、顾顺舫、程豪等13位经理部工作人员，坚持岗位，做好清理债权和债务，发还定户订费等工作，在敌特监视的环境下，奋战三个月，完成了报社善后工作。

（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