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我国各宗教自古以来的价值追求和优良传统，已深深融入我国各宗教教义教规中，成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许多爱国爱教的感人故事，是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近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在全国政协书院召开“与祖国同行·宗教界爱国思想和实践”委员座谈会，由5位全国性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分别讲述各宗教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感人故事，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沉热爱。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觉讲述了著名爱国高僧巨赞法师发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号召佛道教信徒参与抗日救亡，周恩来题赠“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故事。“他也是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唯一一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僧人代表。”

演觉谈到，近现代以来，我国佛教界坚持人间佛教思想，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涌现出许多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爱教的代表人物和事迹。如圆瑛法师号召佛教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两下南洋筹集抗日资金，是佛教界爱国爱教的旗帜和楷模；喜饶嘉措大师旗帜鲜明反对民族分裂，身体力行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青海藏区人民政权建立和西藏地区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被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盛赞为“爱国老人”；赵朴初居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抗战期间组织救助难民、宣传爱国救亡，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主要领导，在推进佛教各方面事业发展、促进国际佛教友好团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在开国大典当天即致电表示竭诚拥护新中国，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独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同党保持一致，被邓小平赞誉为“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

对于如何更好地传承爱国爱教传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演觉表示，中国佛教界将始终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引领全国佛教界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深入推进我国佛教中国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同时，积极投身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佛教界的智慧和力量。

随后发言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讲道，道教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承载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回望历史，道教界在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事迹。

“古代道教徒践行‘济世利人’的精神，在救济贫困、施医施药、修桥补路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全真道祖师丘处机曾从山东出发，西行万里，到达中亚觐见成吉思汗，劝其以‘敬天爱民’为本，被后人誉为‘一言止杀’。”李光富说，在近代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危难时刻，道教界人士更是挺身而出，以拳拳爱国之心，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或捐资捐物，支援前线；或传授武艺，增强民众体质；或宣传爱国思想，激发民族自信心。

“武当山徐本善道长及众道士贡献道观作为红三军司令部和医院，救治伤员支持革命，打破门规传授武当拳法，与贺龙结下深厚革命友谊；茅山黎遇航道长及众道士积极支持陈毅率新四军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面对亲人被害、道观被毁，毅然脱下道袍换战装投身抗日洪流，以血肉之躯筑起抗日长城。新中国成立后，道教界人士岳崇岱、易心莹、陈撄宁等紧跟时代步伐，成立中国道教协会，加强宫观内部管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路径。”李光富说，这些行动不仅体现了道教人士的家国情怀，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光富提出，进入新时代，道教界将继续在社会公益、文化交流、思想教育等方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道教力量。“特别是要系统推进道教中国化，坚持全面从严治教，继续发扬爱党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国家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我国伊斯兰教界始终把爱国作为信仰的一部分，教导穆斯林“应当像鸟儿眷恋自己的窝巢一样热爱祖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讲述了上世纪初穆斯林知识分子丁宝臣创办《正宗爱国报》号召宗教界同心协力、爱国如命，主笔丁竹园曾发表《爱国质言》连载文章宣扬爱国爱教思想；近代反抗列强侵略中，左宝贵、马福禄等穆斯林出身的将领英勇抗敌壮烈殉国；抗日战争时期，爱国穆斯林组成陕甘宁边区“回民骑兵团”，三边地区、关中“回民支队”，山西“回民游击队”等，用热血和生命抵御外侮；王静斋阿訇创办《伊光》杂志，宣扬“国势不正而教亦难兴”；马良骏阿訇鼓励穆斯林向抗战前线捐赠战斗机，并竭力推动新疆和平解放进程；虎嵩山阿訇用中阿双语创作反对日本侵略的祈祷词，印制分发给宁夏各清真寺，高唱“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爱国口号；达浦生阿訇远赴中东、南亚、东南亚揭露日本侵略者累累罪行，宣传民众抗日决心，赢得国际上广泛支持；包尔汉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创始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企图分裂祖国的活动，强调穆斯林“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爱护我们的祖国”。

杨发明表示，爱国主义是我国伊斯兰教一脉相承的时代命题。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伊斯兰教界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团结带领全国穆斯林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践行报国之行。“中国伊斯兰教将继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扎实推进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深入挖掘伊斯兰教经典教义中所蕴含的爱国、和平、中道、宽容、团结等理念，积极开展友好交往，壮大友华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从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曲折历史看，中国天主教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尊重和认同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习俗。”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主教团副主席李山看来，中国天主教高举爱国爱教旗帜走独立自主自办道路，是历史的正确选择。

李山介绍，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王良佐神父等召开大会通过《自立革新宣言》，肃清教会中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影响，全面恢复教会本来面目；1957年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产生“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后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自此走上爱国爱教和独立自主自办的正确道路；1958年董光清主教冲破西方敌对势力阻挠被祝圣为主教，开启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江苏郁成才主教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自选自圣主教之一，把庄严的五星红旗装饰在自己的牧徽上，对年轻一代教职人员坚定爱国之心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傅铁山主教坚持“教会必须服从国家”，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倡导“五教同光，共致和谐”，得到宗教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响应，并主动参与经济社会建设，为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谈到坚定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时，李山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天主教界将继续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把握时代特征，明确使命与任务，坚持党的领导，做党的宗教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做天主教中国化工作的有力推动者；坚持加强自身建设，做持戒守规的忠实践行者。

近代以来，中国基督教弘扬“爱教爱国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倡导中国基督徒做爱国者，担负起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使教会真正“属于中国人”。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过程中，中国基督徒奋不顾身地投入反帝爱国运动，谱写了中国基督教爱国主义的光辉篇章。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徐晓鸿回顾了刘平庚牧师将教堂和居所提供做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傅连暲牧师将长汀福音堂医院搬到瑞金，成为中央红军第一个正规医院，在长征途中保障了大批中央领导、战士的健康，被誉为“红色华佗”；“红色牧师”董健吾从事中共特科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以基督教和互济会名义创办“大同幼稚园”收养中共领导人子女和烈士遗孤，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陕北递送密信，为革命作出独特贡献；高金城牧师营救大批红西路军被俘和流落指战员，遭敌人诱捕后被截断四肢活埋英勇就义；徐棠清牧师把教堂作为地下党活动场所和印刷厂，为解放长春作出贡献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以‘万婴之母’林巧稚、‘世界钨电极女皇’王菊珍等为代表的基督徒，在各自不同岗位上积极投身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丁光训主教倡导下，探索建立中国基督教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用神学理论成果指导广大基督徒参与改革开放事业，涌现出一批以‘最美乡村医生’李前锋为代表的，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等方面作出贡献的爱国人物和事迹。”徐晓鸿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基督教将广泛弘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坚持按三自原则独立自主办好教会，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促进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系统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积极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