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置身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队列里，主持人下令：“全体起立，唱国歌！”大家遂张口启唇，唱出中国人的心声。

歌声响起，声音雄壮中又不乏悲壮。“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一首救亡之歌，这是一首杀敌之歌，这是一首牺牲之歌，这同时也是一首苦难记忆与美丽复兴之歌。

这支歌我唱了50多年。记得是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小学四年级时学会唱国歌，同时学会的还有《国际歌》。当时由于年纪小，理解能力差，两首歌的名字仅仅有一个字的不同，所以国歌和《国际歌》经常被我们这些小学生弄混。但是从音乐旋律上倒非常好区分：国歌急切紧凑，像战时的动员令；《国际歌》舒缓悲壮，像大气磅礴的宣言书，“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是无奈中的乐观，遥远期盼中的坚持。

后来，年纪再大一点，看到赵丹先生主演的电影《聂耳》，他艺术地再现了国歌年轻作曲者的一生，把上海亭子间的革命文艺青年的时代风采也重新演绎。这虽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可对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辈而言，仍然显得遥不可及。我们把《聂耳》这部电影与小说《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乃至《小兵张嘎》都视为一类影片。

国歌的故事还在继续，我记得在小学学唱国歌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很“顽皮”地让我们每个人用一粒大的算盘上的珠子，珠子上蒙着一片薄膜，吹出国歌的声音，这还形成我们班上的一个节目。用算盘珠和一片薄膜可以成为特殊的乐器，这种乐器估计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算盘珠子的孔成为音箱，孩子们用通红的唇奏出国歌的旋律，呜呜咽咽，紧张急促，还真有点军号的味道。国歌的词注定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这就像一场场战斗，一次次冲锋搏杀，勇士们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了民族的长城，这一块一块的砖是他们的血肉和生命，是和平年代任何的词汇替换和置换不了的。

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唱起国歌的那一刹那，在无数次会议上大家昂首挺胸唱起国歌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小小的改变。若干年前，这种仪式性的场合常常是大家全体起立，奏国歌。奏国歌意味着在场者肃立静听，但是后来变了，变成全体起立，唱国歌。虽然是一个字的改变，但是有洪大的声音在会场响起，有战斗的旋律在上空盘旋。所以当我放声高唱国歌的时候，我感到我回到了小学四年级学唱国歌的那个岁月。也许现在的中国的孩子们学唱国歌的年龄要早于当年的我们，我觉得唱国歌越早越好，和国歌对应的是国土，是界碑。记得有一年，在中越边境上，广西的一所界河边的小学，我和一群孩子升国旗、唱国歌，然后用界河的水冲洗着庄严的界碑。我对那些孩子说：“孩子们，你们是边疆的孩子，我羡慕你们，因为在你们的生命中，甚至生命最早的时刻，你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国界’，什么叫‘界碑’，这样会使你们更深刻地理解国歌，你们理解的深度肯定远远深于内地的你们同年龄的小朋友们。”所以我很羡慕他们。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的人，面对国旗唱起一支雄壮中又不乏悲壮的国歌时，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你会升起一种作为一个新中国诞生的人的自豪，因为为了这片国土，这个国家，有无数我们的先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所以，我们的国歌是一支民族的战歌，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支歌我们要响亮地、持续地唱下去！

从今天唱到永远！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