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江西，如果用颜色来标记的话，一定是红色，这是江西最鲜明的底色。“南昌”“瑞金”“井冈山”等地名已深深刻进了国人的脑中、心中。“崇山峻岭，荆棘丛生，毛竹密布，头裹布巾的江西老表，身着补丁衣，脚着草编鞋，踩着石板路，挑着担子去给红军送粮……”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江西老表们的集体画像。日前，记者跟随司法部、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2024年法治乡村基层行”主题宣传活动来到江西南昌、抚州、吉安、赣州等地，去看看今日“巍巍井冈，浩渺鄱阳”的新貌，去看看如今江西老表们可好？
德治为先：红色法治文化浸润人心
现在说起“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是再平常不过的话，可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农村就有这样的法治思想就很不一般了。乐安县湖坪乡的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里，斑驳得有些发黑的墙壁上，从右至左写着“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 公买公卖 反对老公打老婆 男女老幼同等”的字样，这些标语是当年红军留下的。
红色法治文化是江西省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挖掘、整理、保护、利用红色法治文化，强化立法和普法，建立法治文化阵地，让红色法治文化立起来、活起来、靓起来，让红色法治文化浸润村民心灵，内化成日常行为规范，正是江西乡村治理的新举措。
乐安县湖坪古村的家风家训文化馆里，王春元老人正在给一群小朋友们讲家风家训的故事，馆里既有村史、宗祠史介绍，还有古建筑风格说明，也贴有乡村传统习俗活动的照片。据介绍，张贴在墙上的王氏族规，是几百年前沿袭下来的，族规除提倡尊老、爱幼、孝顺父母等传统思想外，“忘私怨、禁私宰、戒赌博、戒争讼”等现代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让人惊诧，“救女婴”更是与彼时重男轻女封建社会的思想格格不入……
乐安流坑村，被誉为“千古第一村”，已有1000多年历史。流坑为董姓家族血缘村落，尊西汉大儒董仲舒为始祖。流坑古村的崇德尚法馆于今年4月对外开放，成为江西省又一处法治文化“打卡地”。进门处的村史起源里写道，“流坑董氏先祖董仲舒，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奉行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基本治国原则”。几位游客在此驻足，细细品味。
井冈山市葛田乡古田村毗邻茅坪八角楼、会师广场等旧居旧址。村里充分利用这一优越地理位置，在村里打造了红色研旅基地，建有尊法宣誓广场、村史馆、红色大讲堂、24小时无人值守的公卖处商店，大多数村民的家就是研旅团学员们的军营驻地，上下铺、豆腐块床被、军用水壶、怀旧搪瓷水杯……村民在钱包鼓起的同时，也与研旅团学员们一起接受着红色文化洗礼。
江西各地充分利用红色资源，或建村史馆、家训家风馆，或建博物馆，将红色文化全方位、多维度融入乡村治理中，无论中心城区街头，还是乡镇村委，抑或村民房前屋后的墙上，法治标语、重要法律条款随处可见，村居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等信息均张贴在村里显著位置，“送戏下乡，送法下乡”活动、法律讲座时常举办，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识日渐提高。
自治为基：民事民办、民事民治
江西古村落较多，往往都是单姓聚居一村。古村落村民氏族观念根深蒂固，社情较复杂，矛盾纠纷也比较多，而依靠“法律明白人”的同时，再组建一支纠纷调解队伍，就成了调解矛盾的关键。
大湖坪古村包含4个村委会，共有2000多户1.1万余人，村民以王姓居多。在历年调处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大湖坪古村会经常邀请村内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有威望的人士前往，他们素质较高，人生阅历丰富，德高望重，熟悉村情民情，村民信得过、听得进，他们参与的矛盾纠纷案件成功率高，后遗症少。2013年初，大湖坪乡党委、政府在湖坪古村积极推行“三老”理事会管理模式。之后，“三老”理事会成员就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按照“民事民办、民事民治”的原则开展工作，在村民中倡导以德为先、以和为贵、自律自强、互信互助的文明新风。
理事会自成立以来，先后参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700余件，调解成功率98%，调解协议履行率100%，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邵溪村位于吉安市遂川县城东郊，该村于2019年建立了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法律明白人”工作室——老罗工作室。
老罗名叫罗圣柳，79岁，个子不高，声音却铿锵有力，“人虽然老了，但身体还好，脑子还清晰，还能做点事”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说起纠纷调解，老罗在这一片颇有名气，大家称他“闲事婆”“和事佬”，他虽然没有法律职业资格证，却因对法律很是痴迷，大家给他取了个“土律师”的绰号。
2023年老罗工作室调解成功一起法院判决生效近一年、却迟迟无法执行的案件。
2022年4月，梁军（化名）骑着摩托车将骑着电动车的康玲（化名）撞伤，导致康玲左肩胛骨骨折，经鉴定为十级伤残。12月，法院判决梁军赔偿康玲12.6万多元。可是直到2023年10月，一分钱也没拿到的康玲无奈之下向老罗工作室求助。
了解事情经过后，10月9日，在老罗、邵溪村党支部书记吕红伟、园岭村党支部书记罗河生及镇纪委书记郭鹏等人的参与下，对梁军、康玲进行调解。63岁的梁军对法院判决并无异议，但因家庭经济实在困难，说出类似“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话。康玲则哭诉，十级伤残给自己带来终身伤害，这点钱其实连医药费都不够，更是拒绝让步。调解还没开始，就陷入僵局。老罗他们耐心说服，向梁军做释法说明工作，不履行判决会被拘留，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等等，同时，也向康玲说明梁军家的实际情况。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最终双方达成6.8万元赔偿款的意向，并于第二天签下了调解协议书。
该案执行法官非常感谢老罗工作室帮他们啃掉这块硬骨头，后因康玲的医药费用较高，县法院又为她申请到了1.5万元的司法救济款。
在江西，像老罗这样的人民调解员还有很多。人民调解员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重要一员，他们是群众身边的“青天”，群众遇到一点事都愿意找他们倾诉，请他们帮忙，慢慢地，群众心里也有了“法”：这是法律，也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还是未来解决纠纷的参照法。
法治为本：持正道公平之法
乡村治理要推进“三治融合”，即德治为先，自治为基，法治为本，而法治是德治和自治的前提和核心。邻里之间有点纠纷在所难免，有些可以靠亲情感化、靠宽容和解，但前提一定是在法律框架内开展调解工作。
今年4月，赣州市于都县成功调解一起命案导致的纠纷，从而避免了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2024年3月19日，岭背镇一男子谢某在自家鱼塘钓鱼时不慎碰触高压线身亡。公安机关很快到达现场，尸表检验证明谢某符合被高压电击后掉入鱼塘溺水而亡。谢某的鱼竿长5.5米，而高压线距离他钓鱼位置也是5.5米。这样的事情搁以前，谢某家人只会自认倒霉，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但现在不同，谢家人向国网于都县供电分公司提出了高达245万元的赔偿要求，理由是谢某死亡与高压线路有关。
据了解，谢某是家中的顶梁柱，三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3岁。谢某母亲因癌症去世，父亲患有风湿病。该村人大多都姓谢，谢某遭遇不测，家族人坐不住了，去供电公司闹事，纠纷不可避免。双方为此向于都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第一次调解，因情绪不稳，双方分歧太大，不欢而散。
于都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首席调解员胡幼平告诉记者，为了第二次的调解，中心召开了一次有法官、检察官、律师、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等参加的专家研办会，并到出事现场实地勘察。研办会上，大家依照法律规定并结合当地生活水准，严格按照公式计算出谢某死亡赔偿金包括丧葬费、交通补助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等5项，共计176.6023万元。
此次事故的责任方为鱼塘管理者、钓鱼者和供电公司。关于责任占比，一方面，谢某既是钓鱼者也是鱼塘管理者，同时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垂钓位置上方有高压线，存在安全隐患，仍在此位置钓鱼，对该事故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我国电力行业标准《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DL／T5220-2021版）规定，无人居住区的高压线距离地面可为5.5米，该鱼塘原为荒地，近几年，随着居住范围扩大，这里也有村民居住。供电公司应该迁移并抬高电线杆，同时告知村民有高压电线等，但供电公司未能尽到告知义务，存在过错，当承担次要责任。责任比例划分上，供电公司没尽到告知义务承担10%，应迁移及抬高电线杆承担15%，精神赔偿5%，综合下来，研办会专家认为，供电公司承担30%的责任即51万元左右较为合理。
研办会之后，中心于4月1日组织召开第二次调解会议。谢姓族人共2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调解员们搬出法律条款，详细解释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及责任划分原则。双方听后虽有所退让，但分歧依然不小。最后，谢家族人将谢某妻儿丢在调解中心，拂袖而去。
2天后，双方第三次来到调解中心，村里又来了几十人。调解从上午9点持续到晚上11点多，供电公司只认可15%的责任，谢家族人则是少了65万元没得谈。第三次调解又以失败告终。
后来，调解员了解到，谢某有位德高望重的堂兄在这件事上起到关键作用，就给他打去电话，将该事件相关的法律问题跟他沟通了一个多小时，希望他出面协调下。与此同时，调解员们又来到供电公司继续劝说。终于，双方各自退让一步，达成了47万元的赔偿意向，并于5月14日签下了调解协议书。5月16日，于都县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全面推进“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目标的必经之路。江西省探索出的“红色文化+社会治理”机制，从“秉息事宁人之旨，持正道公平之法”的司法初心，从传承红色法治基因到转化为良法善治，江西正在逐步构建具有革命老区特色的“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