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发延

全国政协委员，民族文化宫副主任、党委委员、二级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理事长。

一顶工地上用的安全帽，出现在们发延的办公室里，颇有些格格不入。

安全帽是白色的，外表乍一看崭新，但内里棉布材质的帽衬却已经有些起球，暴露出它的使用痕迹。们发延说，那是他在布展时用的。他曾担任过民族文化宫展览馆馆长，如今作为民族文化宫副主任，同样分管展览工作，负责或参与筹办的展览超过300个。

办公桌上，还摆放着需要他签字的展览图纸——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等到布展时，他又要戴上这顶安全帽，和大家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

在们发延身上，总能看到一份对事业的热忱。30余年来，他深耕民族文博工作，曾顶着风雪、踏着泥泞，行走在全国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将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躬身实践写在祖国大地上。

30多年只干了一件事

民族文化宫位于西长安街北侧，从远处眺望能看到孔雀蓝琉璃瓦的飞檐宝顶。走进去，则是嵌着“团结”“进步”四个大字的正门。独特的民族风格，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发展、繁荣的象征。

1988年，大学毕业的们发延被分配到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工作。他与民族文物的故事，就从这幢建筑的地下二层开始。

那里是文物保管部的库房，存放着5万多件馆藏文物。出于防虫、防蛀的需要，库房用了大量的樟脑丸、消毒剂等，混合起来的刺鼻味道，让第一次踏进库房的们发延不禁屏住呼吸，“这些会有毒吗？”

在整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上楼被称作“放风”。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就是专属于们发延的“放风”时间，可以到外面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样的日子，们发延一干就是7年。

枯燥单一的工作没能磨平们发延年轻的意气，反而让他开始在有限的条件中尝试更多可能。他开始从馆藏文物的编目做起。

在电脑还未普及的年代，文物的编目就是一张卡片，上面写有文物的编号和基本情况。民族文化宫作为民族类的综合博物馆，有56个民族的文物，之前一直是按照文物入库顺序排序。“就像到图书馆借书一样，如果需要组织某个民族的特色服饰专题展览，就需要工作人员到处翻卡片，找到合适的文物。”们发延形容道。

在又一次大海捞针般在卡片中翻找的时候，们发延突然想到，如果将文物按照民族分类呢？比如说，先把苗族的文物找出来，然后再按照历史文物古迹、民族文物的古籍文献、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装服饰、工艺美术品等进一步分类。

打破了顺序模式，们发延的工作轻松了很多。后来，很多民族类博物馆都学习了们发延创立的这套“民族分类法”。

对们发延来说，这是一段很“静”的时光。地下二层隔绝了博物馆人来人往的喧嚣，而与一件件或古朴大方、或庄重神秘的民族文物为伴，让他一点点地沉下来，感受内心的宁静。

他想起曾迎着日出、踏着夜色，行走在山路上的童年。

们发延出生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下辖的曩宋阿昌族乡。由于地处偏远，当时村子里的小学只教到三年级，之后们发延就需要每天背着书包、带着干粮走3小时的山路到另一个村子上学。

山路蜿蜒曲折，乡村学校条件简陋，教育水平也有限。但在们发延的心目中，家乡是一个风景美丽的小山村，也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生活着汉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等民族，保留着淳朴的边地风情和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的各民族文物古迹。

如今回想起来，对民族文物的感情那时已然刻写在们发延的记忆深处。后来，这个阿昌族少年独自从偏远的边疆山寨跨越3000多公里的距离来到北京，又坚定不移地踏进民族文博领域，负责过民族文物的调查征集、保护管理、研究陈列、展示利用等。

用们发延自己的话说：“我这30多年唯独干了一件事，就是民族文博。”

民族文物征集工作也是民族工作

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民族文物保护的紧迫感，们发延已经记不清楚。

可能是他工作后再回到家乡，发现很多小时候用过的东西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而曾经日常穿着的民族服饰，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翻箱倒柜地找出来。

与历史文物不同，民族文物很多都是生活中还在使用的物品，比如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民族服饰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族地区的变化也一日千里，很多传统物件也逐渐被淘汰。

“再不留下来，后人就见不着了。”们发延深有感触。

还有些紧迫感，来自征集途中遇到的同样在收集民族文物的私人买家。1995年，们发延到了文物征集组，任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文物部主任，开始到全国各地征集文物。比资金，们发延“抢”不过那些私人买家，他只能另辟蹊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征集文物是国家的政策。我们会把文物带到北京的博物馆，让子子孙孙都能看到，发挥更大的作用，向世界宣传展示我们民族的文化。”这是“理”。

但是，一上来就讲道理，很多人听不进去。们发延会先跟人拉拉家常，有时候是提上酒肉，和主人家一起做饭，有时候是给家里的孩子买点文具和学习用品，等熟了以后再提正事，这就是“情”。遇到珍贵的文物，们发延能与人这样“磨”上七八天，同吃同住，别人下地干活、放牛也跟着去帮忙，直到对方松口。

身为少数民族，又同样在偏远山寨里长大，们发延深知这些少数民族同胞质朴的内心，所以他选择以心换心，“这不是用钱买的事情，不是买卖，要本着一颗诚心去打交道。”

而这些少数民族同胞也经常让们发延感动不已，有的说着“你们拿去吧，不用给钱”，有的帮他们领路、抬东西。

“（民族）文物征集工作不仅仅是文物工作，也是民族工作。”这是们发延常说的一句话。

交通不便，是最让们发延困扰的。以前大多数时候，到村子里只能走路，五六个小时是常事，最长时甚至走过9个小时。征集到文物后，怎么运出来也是个难题。有一次，他到西藏征集牛皮船，因为体积太大无法托运，只能雇了一辆大卡车先运到兰州，再发集装箱回北京。然而，卡车在翻越唐古拉山时水箱坏了，一行人险些被困在路上，幸而有路过的军车帮忙更换了水箱，才得以继续前行。这样的事故还不止一次。在新疆塔城和青海循化，们发延都遭遇过翻车事故。

从事文物征集工作的十几年，们发延几乎一直在路上，跑遍了全国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征集文物上万件。但他还是觉得不够。时至今日，他依然被这种紧迫感推着向前。

2005年，们发延担任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亲眼见证民族类博物馆发展越来越好，他又开始推动建立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他联络了十余家民族类博物馆和民族地区的博物馆，共同发起申请，并于2006年正式成立。

“圆了我们几代民族文博人的梦！”听到这样的话，们发延觉得自己的工作更有意义了。目前，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已有100多家成员馆，基本涵盖了我国民族与民族地区各级民族博物馆及相关民族文化单位，对推动民族和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们发延对推动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更多思考。他发现，民族与民族地区革命文物蕴含了各族儿女为民族尊严、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共同奋斗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需要加大保护力度。为此，去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推进民族革命文物保护法治化的提案，为讲好少数民族革命文物故事建言献策。

这是民族文博人的时代担当

“充分挖掘文物古籍所蕴含的民族团结思想，通过多样化、时代化的展陈、宣教等，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

“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

……

在参加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时，们发延作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言。短短6分钟的发言，却是他将本职工作与委员履职相结合的努力。

千百年来，各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交融汇聚，留下了灿若繁星的民族文物。从事民族文博工作后，们发延一直在探索，应当如何用民族文物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故事。也正因如此，在接到举办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的任务时，他有些忐忑，也有些跃跃欲试。

们发延作为“国家民委文博专班”展览筹备组主要成员之一，带领团队从梳理馆藏文物古籍开始做起，在15万余件文物、51万余册古籍中选出能够体现“四个共同”的1500余件文物古籍。他还参与编撰、修改展览大纲百余稿120余万字、讲解词60稿百余万字、展品说明近百万字。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数不清的不眠之夜。

2023年8月1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开幕。截至目前，现场观展人次已近14万。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文物古籍，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故事，是我们民族文博人的时代担当，也是作为政协委员凝聚共识的责任。”们发延说。

结合自己在筹备“民族文化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的心得，们发延提出《关于发挥珍贵文物古籍的独特作用，有形有感有效讲好中华民族故事的提案》，认为应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的研究阐释，创新传播方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生动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不断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而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界委员，们发延把联系界别群众作为履职的重要环节，充分利用调研、工作的机会，积极听取和反映所联系群众的意见与心声，为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尽心尽力。

“在新的历史时代里，民族文博事业需要拓展、深化自己的传统职能，实现为民族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功能。”们发延将此作为未来履职的方向。

从童年那段静谧的山路，到北京的长安街，们发延的目光更显坚定。润物无声地讲好民族文物故事，他将继续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