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龙泉仿古青瓷的烧制缘起古窑址、古墓葬的发掘，这似乎已成共识。

大约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德国传教士奔德在龙泉购地垦种时发现古瓷，龙泉青瓷名声初显，日本、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收罗青瓷，例如宣统二年（1910），福州南台大和药房主人日本人行原始平至大窑，与村民合作挖掘，此后长达十余年。国内大批古董商闻讯也接踵而来，加之民国初知事杨毓琦抛开严禁发掘坟墓的军法，准许开垦墓园，并亲往巡视，导致大量古窑址、古墓葬被盗挖一空。古瓷大都行销沪上等大都市，富贵之家耗费巨资购置正品以示身价，普通人则买个次品或仿品把玩以充风雅。古瓷丰厚的利润，驱使龙泉民间开始秘密研制仿烧古青瓷产品。

“邑人廖献忠首谋仿古，几可乱真，是为近代仿古之嚆矢……”民国龙泉县长徐渊若在专著《哥窑与弟窑》中这样定论。光绪二十八年（1902），廖献忠与吴井兰至大窑发动村民在叶坞底采掘出一种钢筋炉，由吴井兰购去。之后他又频频到大窑古窑址寻找历代青瓷残片，在自家作坊进行反复试验，还曾在龙泉巨商赵道生于城区桃源山上修建的龙窑中烧制仿弟窑型器皿，终于获得青瓷釉料配方和烧制技艺。

廖献忠仿制的古瓷，无论是“晶莹之色”还是“绿翠之形”，都可乱真，一时名闻遐迩，并因此陷入一场官司。1918年9月，龙泉县大通和银行当手（经理人）季克明一纸诉状将其告到了县公署，称大沙张锡妹、城东张水清先后将5件仿制的假古瓷托名为宋代大窑古瓷，哄骗季克明以250元全数买下，后季克明察觉是假货，无法转售，于是控告张锡妹、张水清以及制瓷艺人廖献忠串通诈骗。性格耿介的廖献忠在应诉状中自陈虽然生活窘迫，却安贫乐道。仿制大窑古瓷是为生活所迫，但明仿明卖，并无欺诈。后浙江省长公署和省实业厅分别签署训令和指令，要求龙泉县公署查明实情，并指出仿古和伪造不同，若廖献忠果能仿制古代官窑青瓷，理应保护。最后知事撤销该案，牌示廖献忠领回被缴瓷器，廖献忠以“瓷被更换”为由，不愿领回，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在《龙泉访古记》中谈及龙泉仿古青瓷时则另持一说：“据说溪头李某最好，竟可乱真。八都之刘马德亦在溪头烧过，廖氏尚在其次。”李某谓谁，语焉不详。据《龙泉民国档案辑要》一书记载，1943年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君义、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龚庆芳、许家溪等制瓷高手，在溪头组织仿古青瓷研制小组。凭此推断，李某当指李君义。其实，更应关注仿古青瓷研究的组织者和推动者陈佐汉。在宝溪乡乡长任上，陈佐汉召集当地制瓷高手开展仿古青瓷的研究，庇护这些人免于被抓去当壮丁服兵役，这也得到了县长徐渊若的默许。《哥窑与弟窑》中记载了此事：“宝溪乡龚庆芳兄弟以及张高礼、张高乐等六人，以仿古著名，其制品甚精致。曾以恢复固有艺术，系属专门技术人员为词，申请缓招。余亦恐邑人仿古名手，日趋凋零，颇有同情之意，为请于上峰，奉批格于条例，碍难照准。今日已否从戎，尚未探知。”

仿制古青瓷的场所就设在溪头村陈家大院的前厅，置有相关设备。陈佐汉聘请的仿制青瓷的主要技师是张照坤、李怀川，后又从云和县请来雕塑技师彭益陶，专做仿古青瓷器型的雕塑。另腾出自家的一间旧房略加修整，命名为“古欢室”，作用近似如今的研究室。

陈佐汉仿制的古青瓷，种类繁多，大致有凤耳瓶、云鹤盆、双鱼盘、金鱼缸、双鱼洗、双鱼碟、鸳鸯洗、牡丹瓶、鬲炉、鱼篓瓶、印盒、龙虎瓶、桃洗、五嘴瓶、观音佛像等数十种。徐渊若盛赞：“陈佐汉氏等所制仿铁骨，有时颇可混珠，若用药去其新光，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则好古者易于上钩。”

仿古青瓷“绝精妙”，常人很难识破。即便学识渊博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哥窑与弟窑》中记录了这样一桩趣事：龙泉的古物商吴子忠，受战时寓居龙泉的知名瓷器鉴赏家金石寿指点，仿制的古陶器纹款色泽，咄咄逼真。曾仿晋代式样，制成陶器数件，至浙大龙泉分校求售。各教授见其古趣盎然，纷纷考证年代，度量分寸，辩论款式，交口赞许，顷刻售罄。

仿古青瓷的烧制颇为不易，“出窑时烧损极多，甚有全窑毁坏，什中得成六七，已属大幸……”花费精力和代价之大，个中滋味旁人难以体会。所以众多仿古能手，对制瓷原料、釉色这些独门技艺，都严守秘密，从不轻易透露。日本人也有仿龙泉窑的作品叫七官手，沪上称为老东洋，以鼎炉等式样为多，所仿钢筋炉也很可观。其颜色将颜料掺入釉内，不像我国处青釉料之能天然发绿，且略带黄色，质轻，火度不高，击之无音，露胎处发灰色，一望可辨。可见，龙泉窑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精髓，外人是很难掌握的。

（作者系浙江省龙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