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一生爱国、追求进步，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协的筹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1966年2月逝世。

生乱世 不肯攀龙附凤

陈叔通幼承家学，学识渊博，清末翰林院编修。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留学，1906年毕业回国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资政院民选议员，后回杭州参加反清革命组织。陈叔通热心启发民智，提倡妇女解放，创办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和《白话报》，宣传社会改革。

辛亥革命后陈叔通对国家前途抱有极大希望，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会议员，先后任浙江都督府秘书长、大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等职。民初军阀混战，国计民生日益凋敝，列强环伺，国家处境日益危殆，陈叔通慨叹“莽莽神州长夜似，问天无语奈愁何”，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并赋诗言志曰：“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

1915年8月，陈叔通应张元济之邀进商务印书馆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环境日益险恶，陈叔通拒绝担任伪职。他经常同友人谈论救国方略，不久与中共党内同志建立联系。这对陈叔通来说，是一生中有关键意义的转变。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叔通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感到绝望，坚决拒绝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官职，复信友人表示“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陈叔通经常到上海中共办事处看望周恩来，每次从办事处回来，总要把解放区的《新华日报》、毛泽东著作等带到浙江兴业银行资助的合众图书馆内，以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战争近况、进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主张及领导人的思想等。

1947年5月，上海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陈叔通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亲自起草了抗议书，联合经济文化界的耆老张元济、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等十人具名营救被捕学生。十老上书，轰动一时，被传为佳话。为保护学生的安全，陈叔通积极支援进步青年投奔解放区。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意欲采取缓兵之计，与共产党开展和平谈判，赢得喘息之机，鼓动上海一些御用文人发起千人通电运动，要求陈叔通署名。陈叔通严词拒绝，说“此次是革命，且希望彻底革命……我们要与友方配合”，又说：“无友方即无今日之我们，亦无他日之我们，亦可谓明白了当”。陈叔通所谓“友方”即中国共产党。

更生日 共肩未来盛业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的“五一”号召，并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宣言和声明拥护“五一”号召并起而响应，陈叔通亦积极响应，并对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议程和参加成员等问题提供了积极的建议。

在陈叔通看来，“新政协不宜在两国形势下实行，至少须军事奄有黄河以南或大江一半以上。至于实践，须随军事发展而能有所决定。总须北局有决定性，然后可以到大江以南（稳扎稳打为不易之理，不是打来的，便不能彻底。辽、晋、陕、蜀决定，立脚方稳）。新政协期期以为不可急”，建议“新政协就开在北平”，并且指出“军事进行愈顺利，愈可迟开，我此建议自以为极有价值，不可忽视。”

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陈叔通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将成为共产党最后制胜的“意外之机会”，“前日忽改革币制……此实为友方意外之机会……不到一月，必起风波，此风波无法可以镇压。草头（指蒋介石）亦说，只许成功，可见其心已虚，并报纸已明载倦勤之说，此即为卷逃埋伏之笔。”10月16日陈叔通致信马叙伦，说：“意外机会即指币制改革，其成果即借此抢到黄金美钞……不一月，经济恐将总崩溃。”陈叔通深知经济和人才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多方为中共推荐外交、行政、教育、交通、出版等方面的人才，手札多处体现他为中共的人才问题操心，强调要重视经济建设，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依然闪光的真知灼见。

从1948年8月起，中共中央即着手布置民主人士北上的相关事宜。中共地下党邀请陈叔通到解放区参加会议，共商国家大事，陈叔通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陈叔通于1949年1月潜赴香港，在离沪前曾对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说：“你要把银行保护好，并联络同业，为解放军进城后接收工作做好准备”。2月27日，陈叔通与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王芸生等人到达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和高度赞扬。毛泽东对陈叔通极为敬重，曾对陈叔通说：“叔老，您是清朝的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经多见广，经验丰富。您的经验是宝贵的！为了建设我们和平、民主的国家，希望您要直抒己见，切莫保留。”到了北平后，毛泽东还不时地请陈叔通去香山会谈，共商建国大事。

上海解放后，陈叔通同许多上海的民主人士一起回到上海，向广大市民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传达解放区的见闻，对大家起到了鼓舞作用。他还和黄炎培、盛丕华等发起成立上海工商界劳军分会，筹集物资，慰劳解放军。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陈叔通被推选为筹备会副主任，他以“万分光荣和万分欣幸”的心情发表讲话，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呼吁各民主党派诚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并巩固民族统一阵线，呼吁全国产业界“尽量发挥爱国的创造与牺牲精神”，为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加紧努力，以此表达对新政协的支持。

9月21日至30日，陈叔通作为工商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下午3时，陈叔通参加开国大典，这一年他73岁。他写道：“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大好前程能到眼，未来盛业共加肩。”

开新局 犹未冠志腾骞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出必须加强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准备建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陈叔通德高望重，同工商界和银行界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政协全国委员会推定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3人共同负责，筹建工商界全国性组织。1952年6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议召开，陈叔通当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1953年10月，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肩负着引导私营工商业积极接受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的艰巨任务。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人民政协完成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使命，作为人民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陈叔通作为政协副主席，继续积极参与工作。

陈叔通还为钱学森富有传奇色彩的归国历程作出了贡献。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在美国的钱学森买好车票收拾行装准备回国，但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阻挠，无法回国。

陈叔通是钱学森的同乡和前辈，是其父亲钱均夫和岳父蒋百里的老师。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友人，钱学森向陈叔通发出求援信，希望能够得到国家的帮助回国。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和他的夫人蒋英把信件寄到比利时，再由比利时转寄中国。7月11日，陈叔通收到钱学森的信件后报至周恩来处。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召开，中方代表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谈判中公布了钱学森的信，拆穿了美方代表的谎言。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不得不与中方达成了允许平民回国的协议。

9月7日，陈叔通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您6月16日的信件收到。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通知，禁止你离开美国的命令已经取消。你可以随时离开美国。电告归期，告知我任何困难。”

9月17日，钱学森终于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实现了他的归国梦。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在北京去世。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由周恩来主祭，邓小平、彭真等陪祭。毛泽东得知陈叔通去世的消息时，悲痛地说道：“共产党人又失去了一位诤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