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天，我带着行囊来到天津大学开始博士求学之路。第一次来到工作室，一间不大而略显拥挤的房间里，实验室的同学都各自忙碌着。在靠窗一张桌子前，我看到一位衣着朴素的耄耋老人，略显佝偻的身躯，认真而又缓慢地敲击着键盘。这时，我的导师于晋龙教授把我带到老人面前，恭敬地对老人说：“杨先生，这是实验室新来的学生。”然后对我说，“杨恩泽先生是我的导师，你以后要向先生多请教。”先生精神矍铄满脸笑容地站起身来，拍着我的肩说，“欢迎新同学，你要好好学习。”这是我对杨先生的最初印象，那一年杨先生86岁高龄。

随着每天的学习工作，和先生的接触日渐多了起来。杨先生的生活特别规律，每天早起打一会儿网球，8点钟骑着自行车来到实验室，查阅文献，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空闲之余，会来问我们研究工作的情况，看我们的实验进展。起初我不理解杨先生如此高龄为何不在家休养，但用先生自己的话说，“退休了，没什么事，做做学问，和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也显得年轻。”2006年，先生查出患有膀胱癌，不得已回到广东老家子女身边进行治疗照顾，实验室里少了先生熟悉的身影。过了大半年，先生病情有了很大好转，他不顾家人反对又坚决回到了天津大学的校园，回到了实验室里。他说，做研究是对身体最好的调养。

杨先生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做事一丝不苟。每有问题向先生请教和讨论，先生总会特别耐心，在一时没有结果的问题上，先生会说：“我去想一想，算一算，有结果了再讨论。”而过不了几天，先生一定会有一个详细的分析推导结果出来。在毕业前，我将我完成的毕业论文电子版发给先生（先生常说能用电子版的就用电子版，不要打印出来浪费纸张），请先生帮我把把关。过了几日，一个带有大量详细标注的修改版返回了我的邮箱，一时让我既感动又惭愧，感动于先生对学生的认真，也惭愧于我自认为还不错的论文还有这么多问题。至今，这个命名为《博士论文-先生修改版》的文档还保留在我的电脑中。数年之后，我回到学校见到先生，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江博士，我发现你的毕业论文中的一处公式有点错误，你再仔细看看。”我再度汗颜。我曾经一直很疑惑，先生如此学识和资历，怎么没当上院士，甚至也没听先生说过他的学术成就，可先生就是这样，从来不提起他的过去。

先生还是一位极为朴素的人。我曾经去过先生家里，一张简易的木板床，少量简单的家具，都是我儿时的记忆中的那些样式，和简单的饭菜成对比的是先生书房书架上满满的书籍。记得有一次，我们师兄弟几个和先生一起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们找了个小店吃晚饭。先生很认真地对我们说，年轻人吃饱营养够就行了，按人头来，一人一个菜，不要浪费。这顿饭的记忆深刻不仅是因为这是一顿“光盘”大餐，还因为在饭间先生少有的谈兴很浓，我第一次听先生说起了过去。先生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次年武汉沦陷，学校搬迁，那段一边逃亡一边求学的经历让我们听得感叹唏嘘。末了，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还是共产党好啊，才有今天的好日子。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是1950年入党的老党员。

2019年10月9日，导师于晋龙教授打来电话，先生走了！我带着莫大的悲痛赶回天津送先生最后一程。在先生家中整理遗物时，那张简易木板床的床板上印着“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字样，那应该是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使用至今的。在先生的追悼会上，先生的同事、晚辈和学生述说起先生的生平，我才补齐了对先生的认识。先生是我国毫米波和光通信的奠基人之一，获得过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但先生从来不说自己的成就，不用这些成绩去争取过什么，也不用自己的资历和人脉去获得资源和照顾，一直朴朴素素教书育人做学问。在他的晚年，他每年都默默地为老家的小学捐款，也从未对人说起过。点点滴滴，让我对先生越发地肃然起敬，后悔没有更多地向先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做好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就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杨恩泽先生用他的百岁人生完美地诠释了这一切，他是我心中永远的“大先生”。

(作者系农工党贵州省委会副主委，贵州大学物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