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人员数量急剧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务工人员家庭化流动的趋势日渐明显，随迁子女群体不断增长。2021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372.41万人，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8.69%。大量适龄儿童进城上学导致城市教育资源紧张，为解决随迁子女群体教育问题，我国相继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早在2001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和公办中小学为主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机会的“两为主”政策。2014年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即“两纳入”政策。“两为主”和“两纳入”政策是我国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要政策依据。2010年-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一直保持在80%左右，公办学校是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主要渠道，民办学校是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重要补充，但在深圳、东莞、苏州等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城市，由于随迁子女较多，以接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普惠性民办学校较多，民办义务教育的占比较高。
2021年以来，江苏、湖南、四川等省陆续发文，明确调减民办义务教育占比，即“降比例”政策。据了解，全国其他省份虽然没有出台降低民办教育比例的文件，但也积极通过各种方式降低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占比。逐步降低民办教育比例，有利于降低学生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较多、民办义务教育占比较高的地区而言，降低民办教育比例对于提高机会均等的意义尤为深远。《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作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之一，并特别提出要“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降低民办教育的比例，让更多随迁子女能够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有利于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
随迁子女较多的地区往往通过两种方式来降低民办教育比例，一是积极扩大公办教育资源，如2021年以来深圳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49所，广州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48所，苏州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32所。二是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后，学生可以免交学费或仅缴纳学费与学位购买标准之间的差额入学，相当于在民办学校接受免费或普惠的公共教育服务。通过上述双管齐下的措施，随迁子女在城市享受平等教育权利的状况继续改善。2023年3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和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达95.2%，比2021年提高了4.3个百分点。
但也有个别地区由于财力不足，既无法新建足够多的公办学校，也无法向民办学校购买足够多的学位，所以采取了关闭部分民办学校或者压缩其招生规模的方式来“降比例”，此做法表面上看降低了民办教育比例，但实际上是以减少随迁子女在城市入学机会的方式来实现的，显然与“降比例”政策的初衷南辕北辙。这种措施导致很多随迁子女被迫留（返）乡就读，成为留守儿童。大量文献表明，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在体质发育、心理健康、社会情感等方面均与正常儿童存在差距，特别是已在城市学习一段时间的儿童若被迫返乡就读，会出现学习成绩变差、阅读能力降低等现象，且更可能遭受校园欺凌或者成为施暴者。
关于随迁子女的教育，“在一起”应该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和原则，即应该让更多的随迁儿童获得留在城市上学、与父母“在一起”的机会。全国政协委员陆铭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要加强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在本地接受教育比例（即流动人口子女在本地入学数与流动人口子女总数之比）的考核，实现中小学教育逐步覆盖随迁子女。在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区域，由于我国义务教育经费分担体制的原因，地方政府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新增公办学校的方式吸纳全部随迁子女，因此，应该继续发挥民办教育的补充作用。目前我国城市教育面临两大基本约束条件，这是谋划未来城市教育资源布局时必须考虑的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短期内城市教育资源的压力继续增加，第二个因素是长期内适龄人口下降可能导致部分学校生源不足。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预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数量将在2023年达到峰值，其中城镇这一学段的人口数将在2025年出现峰值，2025年后会下降。另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的预测，我国城市生源在2030年之前持续增加，2030年以后可能下降。这两种预测结果基本一致，都说明当前我国城市义务教育资源的需求压力还在继续增加，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会下降。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必须继续充分发挥民办教育的补充功能，特别是发挥普惠性民办学校在满足随迁儿童教育需求中的补充性作用。如果在短时间大幅压缩民办学校的规模同时新建大量公办学校，一旦未来生源下降，就可能造成教育资源浪费。而民办学校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远远低于公办学校，退出机制也更加灵活，可以更有效地应对未来适龄人口下降对教育结构的冲击。当生源逐步下降后，部分民办学校会自然退出义务教育领域，自然退出的方式比通过行政命令强制退出的方式更加平稳，对社会各方产生的冲击也更小，是一种更稳妥的“降比例”的方式。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