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天，占领济南的日军撤走，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教高中国文的4位老师是清一色上海来的青年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和董每戡。前两位是季羡林的业师，对季羡林的影响很大。

那时候国文课本已经从文言文改为白话文，经学课被取消，作文也改为白话文，学生们感到很新鲜。董秋芳出的作文题目很特别，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意思很明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季羡林从小好看闲书，后来看了大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几乎都读遍了。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写好文章，一要感情真挚、充沛，二要词句简短、优美、生动，三要布局紧凑、浑然一体，三者缺一不可。

有一次写作文，在董秋芳“随便写来”的启发下，季羡林写了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为父亲送葬的作文。作文簿发下来的时候，看到在每页的空白处，董老师写了不少批注，他大吃一惊。有的地方批道“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老师却注意到了，而且一语道破。“知我者，董先生也！”受到董老师的鼓励，季羡林非常高兴。

在另一篇作文后面，董秋芳批道:“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班的王联榜一样，大概可以说是全班之冠，也是全校之冠吧。”季羡林本来就爱好作文，受到老师如此褒奖，他的写作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开始创作散文。他的作文《文明人的公理》和《观剧》《医学士》陆续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翻译的外国作家和诗人的几篇作品也刊登在济南《国民新闻》上。作品连连见诸报章，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大家。

虽然后来季羡林从事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并不相关，但他对散文创作情有独钟，终生乐此不疲，最终成了一位散文名家。每忆及此，季羡林就满怀深情地说，这“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