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7日，母亲冯莉娟的告别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兰厅举行。在告别会上，我代表全家衷心感谢全国政协，为辞世的母亲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告别会。衷心感谢参加送别会的各位领导和亲朋好友，衷心感谢为母亲送别会赠送花圈和挽联的团体和个人！

在母亲的送别会上，我们选择了一首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民歌《茉莉花》，因为这首歌是妈妈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

抗日战场上“千里寻夫”

我的母亲冯莉娟1924年农历2月26日出生在湖北省衡阳县西渡镇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其父是忠厚淳朴的农民，也兼管理家族的祠堂。她的大伯知书达理，开设了一所私塾。我的母亲性格开朗，喜爱学习，从小就在大伯的私塾里读书。大伯的女儿和母亲非常要好，后嫁到县城里，每次回乡探亲回来的时候，经常和母亲谈起“外面的世界”。母亲受到她的影响，也希望一定要走出山村。

1940年初，在昆仑关战斗中荣获杰出战功的父亲郑庭笈随部队到衡阳县附近进行休整。经大伯女儿的介绍，父亲和母亲相见，双方都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他们很快相爱、结婚了。

婚后不久，郑庭笈所在的部队被整编到第五军第二〇〇师，作为先头部队开往缅甸。在举世闻名的同古保卫战中，郑庭笈作为第二〇〇师步兵指挥官兼该师五九八团团长负责同古保卫战的前线指挥，率部击溃了数倍于我的日军的猛烈攻击，坚守阵地12天。收到撤军命令后，在郑庭笈的精心布置下，部队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于深夜悄然渡河，全员（包括所有伤病员）均得以安全撤退。

在突围返回祖国的途中，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身负重伤，临终前将部队交由郑庭笈指挥，并叮嘱他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郑庭笈不负师长重托，率领部队进入了野人山，经过千辛万苦，才将师长的遗骨和部队带回国内。此时，留居昆明的母亲对战场的情况一无所知，一天突然接到政府送来父亲的阵亡通知书及抚恤金。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郑庭笈已经殉国，母亲冯莉娟却拒绝接受阵亡通知书及抚恤金，她说：“我觉得他就是没死！就算死了，我也得见到他的部队，见到他的尸首！”随后便义无反顾地开启了艰苦的寻夫之旅。一路上，她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多方打听无果，就在绝望之际，竟然在云南玉溪街头与丈夫的指挥车不期而遇。他们夫妻二人得以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重逢。

那一年，母亲冯莉娟才只有18岁。经历此次“生离死别”，他们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毅然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的一员

郑庭笈随远征军回国后，由于赫赫战功，很快晋升为师长，同时兼任昆明飞机场的警备司令。抗战时期，昆明是盟国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的一个重要交接点。郑庭笈在任职期间与冯莉娟一起，接触到了国民党战区司令级别高级军官，同时也与当时援助中国的外国军官和部队进行了接触。由于郑庭笈不在抗日的第一线，这段时间他们夫妇生活比较安定，相继生下3个女儿，又于在1947年农历2月19日生下了我。

解放战争中，父亲郑庭笈先后被任命为新编第六军副军长以及四十九军军长，加入了廖耀湘的第九兵团。1948年10月，廖耀湘的第九兵团被东北解放军全歼，兵团司令长官廖耀湘被俘，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也随同廖耀湘一起被俘。由于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有一定的了解，在解放军规劝、教育下，郑庭笈发表了电台广播劝降书，他的劝降行动在国民党军高层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9年4月，郑庭笈还特别写信劝冯莉娟不要去台湾，留在海南等待相聚。管理人员担心冯莉娟收不到信，又特意安排郑庭笈通过广播向冯莉娟喊话说他目前安全，同时告诉冯莉娟和孩子：“你们不要去台湾，解放军优待我们，我不久就要回到你们身边，与你们团聚。”

幸运的是，冯莉娟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又在广播里听到父亲的声音，禁不住喜极而泣。冯莉娟毅然作出决断：选择了留在大陆，带着家人留在海南文昌老家等候父亲，并退回了国民党当局送来的船票。

1950年，海南解放，母亲可以给郑庭笈写信了。她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家里住着解放军的通讯排，他们纪律很好，对孩子们都很好。”

周总理亲自促成我父母再续前缘

新中国成立后，妈妈带着我们5个孩子在海南文昌度日。1953年夏天，母亲带着我从海南岛前往抚顺东北看望父亲。见到我们后，父亲的心情激动得难以形容。

1956年5月，父亲郑庭笈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继续接受改造。为了探望父亲方便，母亲冯莉娟千里迢迢带着5个子女搬到北京。那一年，她还不满30岁。刚开始，一家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生活困难。所幸，她得到了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郑洞国和黄翔的帮助，她也通过自身努力，学会了中文铅字打字以及制作绢人等多种技艺，做到了自食其力和养家糊口，得到了组织上和街坊邻里交口称赞。为避免“战犯家属身份”影响到子女的前程，父亲和母亲于1957年离婚。

由于父亲改造积极，1959年成为第一批被特赦人员的一员。1959年，当周总理接见父亲郑庭笈时，得知母亲冯莉娟已经与父亲离婚，但仍与婆婆住在一起，并未成立新家庭时，就鼓励父亲争取复婚，并让相关同志做“撮合”工作。

1960年当周总理再次接见郑庭笈，并得知仍未复婚时，就叮嘱全国政协帮助进一步做工作。政协有关同志得知母亲有中文铅字打字技术，就聘请她为政协打字员，在家中配置一台打字机，负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打字工作。此时，为了保证被特赦后的父亲的生活来源，组织上安排他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得以经常和母亲接触。

周总理的亲自关心，全国政协相关领导和同志们的精心安排以及父亲的诚意感动了母亲，一段时间的相处后，1962年，他们决定复婚。他们再次举行了婚礼，并包了一顿素饺子，招待了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就这样，经历了聚散离合的我们一家，又重新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周总理再次接见时，看到他们同时出现，高兴地对他们表示祝贺。后来，母亲一再教导我们：周总理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不辜负他的期望。

夫唱妇随，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此后，父亲全身心投入到文史专员的工作中，晚年还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与民革中央监察委员，致力于促进两岸统一大业。母亲冯莉娟则“夫唱妇随”，多次陪同丈夫前往香港、台湾寻亲访友、拜会故交，探望父亲曾经的长官、同僚以及下属或是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积极交流，向他们讲述自身的经历，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父亲的工作，直到母亲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仍然关注两岸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

母亲非常喜欢听《茉莉花》这首歌，每当《茉莉花》的音乐常在我家响起，尤其是歌中唱到“让我来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的时候，她总是精神亢奋，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

作为她的孩子，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幸运。妈妈，我们永远爱您！

（作者为郑庭笈、冯莉娟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