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慧峰

“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如是感慨。

1928年，从考古人以甲骨为线索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挖起第一铲黄土的那一刻起，一个3000多年前璀璨的王朝——殷商王朝的面纱被徐徐揭开。自此，殷墟考古发掘几未中断，宫殿、王陵、甲骨文、青铜器等的惊世发现，确认殷墟即商王盘庚迁殷后的都城，商代历史由此成为信史，中国的信史也因此向前推进了近千年。

90多年来，殷墟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商代文明的真实面容正一点点浮现在我们眼前。日前，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公布了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成果及新进展，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新证，而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中华文明源头密码仍待一一破译。

“大邑商”面貌愈发清晰

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也是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上承四方汇集文明之趋势，下启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记者：对每个中国人而言，殷墟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其考古成果。

徐良高：殷墟考古发掘至今已经90多年，陆续发现殷墟宗庙宫殿区、居址区、王陵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重要遗迹，以及与之毗邻的商代中期都城洹北商城，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基本廓清了殷墟的分布范围与结构布局，构建起殷墟文化分期编年体系，为探索早商乃至夏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基础。商代都城制度、墓葬制度、祭祀制度、手工业生产体系，以及建筑、水利、精神信仰等各方面研究不断深化，实证了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系统展现了商代社会文化面貌、商代文明发展成就。

记者：您在国家文物局11月10日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通报了河南安阳殷墟考古重要成果及新进展。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些重要新发现？

徐良高：2018年至2020年，我们对殷墟宫殿区进行了大面积勘探与试掘，目前已确认新发现一处大型池苑遗迹，面积达6万平方米以上，最深达16米。东侧的宫殿建筑有水沟与之相通，北部则通过水道连通穿城而过的洹河，带来满池活水。另外，在池苑中央，还发现一处“核心岛”。此外，我们在甲组基址北侧发现东西向长达105米的夯土墙，东至洹河西岸，西至池苑，基槽宽2米，深0.5—1.8米，基槽内发现有黄组刻辞甲骨。

通过对殷墟宫殿区勘探与发掘，特别是池苑与核心岛的发现，使得我们对宫殿区布局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也说明，对于殷墟宫殿区结构、布局等问题仍需进行持久的工作。

在对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发掘重启的同时，2021年下半年开始，考古队也重启了王陵区的考古勘探。目前，发现并确认了王陵东西两区外围，各环绕一条宽度超过10米的围沟，最深达3.5米。另外，在密布祭祀坑的王陵东区，又探测出460多座新祭祀坑。此次的勘探与发掘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东围沟东、西段的北端与殷墟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王陵围沟的发现刷新了对商代陵园布局的认知，极大推动了对商代陵园制度的研究。

另外，这些年还有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揭示出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南约1公里处，发现两条直通宫殿区的南北向道路，洹河北岸发掘出宽达15米的大型道路，道路之上有碾压清晰的车辙痕迹，刘家庄北地道路两侧还曾发现大量祭祀坑。多条道路已初步构成道路网，道路两侧是分布密集的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

道路是古代都城布局的框架，代表城市交通枢纽和都城之内不同功能区的界线。由道路形成的“街区”对探讨殷墟族邑分布及社会形态至关重要，为进一步探索3000多年前商代晚期都城的整体布局、交通网络及功能分区等提供了又一关键材料。

记者：青铜文化的繁荣与发达，让我们领略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在手工业方面就有高度的发展。我们注意到，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点。

徐良高：是的，殷墟是目前所知古代都城内发现铸铜作坊最多、规模最大的。以公众熟知的司母戊大方鼎、青铜牛尊等为代表的大量青铜礼器，表明当时青铜冶铸水平已高度发达。

手工业与技术的研究是从殷墟发掘早期直至当前，学术界一直高度关注的课题。自2015年始，历时8年，考古队员们对位于洹北商城郭城北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勘探与发掘，调查、勘探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发掘约50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与铸铜、制骨、制陶生产相关的遗迹与遗物，作坊区面积不小于8万平方米。大量的生活遗存及成排分布随葬有铸铜工具的墓葬，充分表明作坊区是集生活、生产、墓地等为一体即所谓的“居葬合一”的族邑布局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独特的“纹饰范嵌范”铸铜技术、“剥片式”取料制骨技术、“熟土区夯筑”陶窑技术充分显示出商代中期手工业创新求变的理念。洹北商城手工业考古发现、发掘极大地填补了商代中期手工业考古的空白，对研究洹北商城都邑布局同样至关重要。

总之，考古让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邑商”面貌愈发清晰。

殷墟考古对于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许多贡献都足够载入史册

殷墟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意义，不唯其埋藏着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在于它的发掘与中国考古事业息息相关。因为殷墟，中国信史上推至商代。更重要的是，以殷墟为支点，建构起夏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体系，也为探究更早的文明提供了重要抓手。

记者：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一部殷墟考古史，可以说就是大半部中国考古学史。在您看来，殷墟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有何影响？

徐良高：1928年开始、前后历时十年的殷墟早期发掘，围绕安阳小屯在不同地点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可以说，这是中国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有组织实施，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安阳殷墟是在中国境内由中国学术机构发起、中国学者带有明确学术目标主持进行的首项大规模考古发掘，既是中国考古学形成阶段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夏商周考古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殷墟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推进了殷商古史重建的历史任务。“周因于殷礼”对殷墟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极大地促进了对其继承者周文化的探索。

此外，殷墟发掘不仅再现了3000多年前殷墟青铜文明的鼎盛面貌，同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考古学人才，形成的优秀学术传统、出台的文物保护法规等也对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产生巨大影响，并延续至今。

同样，殷墟对世界考古学史也有深远影响。殷墟早期考古发掘发现了王陵宫殿以及跟甲骨文同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90多年来，殷墟都是国际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

记者：如您所说，伴随殷墟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除了甲骨文、青铜器等丰富的历史遗存，还有一大批熠熠生辉的考古学家的名字。

徐良高：对。殷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与人才培养的基地。中国考古史上的名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夏鼐等,都在殷墟先后主持或参与发掘，也正是在这些前辈的指引下，中国考古人逐渐摸索出中国风格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例如，李济先生在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之初，就开始安排对遗址进行地形测绘，当时绘制编辑的图录在今天看来都很惊艳，先生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肇始，而梁思永先生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

此外，殷墟考古对于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许多贡献都足够载入史册：中国考古学的自然地层发掘法和10×10探方布控法是在殷墟发掘中摸索成熟的；中国考古事业中现行的“考古证照”制度源于殷墟发掘；公共考古传统伴随殷墟发掘始终；殷墟考古为重建中国上古史提供了最早的“已知点”，奠定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科学基础。

“考古写史”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01年，殷墟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中名列第一；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在“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中，殷墟再次毫无争议地位列其中。

3000年历史烟云，从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遗产，殷墟考古使我们对商文明的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这个消逝的王朝，我们也许还要经过相当长时间、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更贴近它的真实面貌。

记者：从“一片甲骨惊天下”开始，殷墟实证了商王朝的存在，催生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对于探源中华文明，殷墟有何深远意义？

徐良高：毋庸置疑，殷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和基石。因为殷墟，中国信史上推至商代。更重要的是，以殷墟为支点，建构起夏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体系，也为探究更早的文明提供了重要抓手。

可以说系统、全面、细致的中华文明探源离不开殷墟。殷墟被证明是商王朝后期都邑，使之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个“已知点”。有了这个“已知点”，则商王朝早期、由此上溯的夏王朝，以及知之甚少的史前中国，都可以由此出发来研究。1931年“后冈三叠层”的发现首次用考古学方法回答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这可视作中华文明探源的早期尝试。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两周城址性质的确认，离不开以殷墟为基点的比对与辨析。同样，周边区域青铜文化，如草原青铜文化、三星堆文化、先周文化、珍珠门文化等性质与年代的判断，以殷墟为坐标和参照，其年代与内涵才能更加清晰。

至于甲骨文，不仅极大丰富了殷商文化的内涵，把中华文明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由其演化而来的汉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连绵不断地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谓是维持华夏儿女团结一心最强大的文化基因。

记者：除了甲骨文，人们一提到殷墟就会联想到青铜器。您如何看待青铜器这一符号在探源中华文明中的作用？

徐良高：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中华大地不同文明彼此间互相影响、交流、借鉴，青铜器便是力证之一。

作为古代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对周边区域的青铜文明影响深远，而周边青铜文明也对殷商文明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殷商文明一步步走向了我国青铜文明的高峰。大家熟悉的三星堆文明就与中原殷商文明关系密切。比如，三星堆青铜器上的云纹、夔龙纹等，都是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同时，殷墟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青铜器、陶器、硬陶、原始瓷，以及青铜原料、货币、龟甲等珍稀资源。可见，殷商时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就已经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强化。

记者：进入新时代，殷墟考古又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现在站在中国考古事业又一个百年的起点，您如何展望未来？

徐良高：进入新时代，在聚落考古理念引领下，殷墟考古深化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辛店遗址、邵家棚遗址、陶家营遗址等多处考古新发现不断揭示出“大邑商”不可比拟的文明高度和强盛国力，让我们在看到“大邑商”地域范围之广，政治组织与社会管理健全有序，防御体系完善有效，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同时，进而探寻中华民族刻入基因血脉的文化自信之根源。

几十年来，通过多学科手段，中国考古学在古代历史信息的获取数量、质量和系统性方面都有了巨大进步，研究上也由专注于传统考古发掘和遗存年代、性质研究到重视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发掘和多角度、全方位的古代社会、文化与人地关系的研究与阐释。考古写史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获得诸多具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性的成绩，中国考古学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尤其是在中国上古史方面展现了广阔前景。

这些成果证明了考古学完全有能力担当重写中国上古史的重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我也相信，殷墟考古研究将在新理念新方法的指引下，逐步还原更加全面、真实、鲜活的商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