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慧峰

多学科合作，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一个共同特点。

从传统的“手铲释天书”，到各种“黑科技”大显身手，科技成为考古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近年来，各个前沿学科深度参与考古田野调查、勘探、现场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分析、文物保护的全过程，跨学科研究、多学科携手的趋势与效果日益彰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成果多点开花，中国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

溯源之外，不少考古项目在学科融合中也推进了对中华文明内部交流的研究。其中，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就被视作多单位、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典范，还因其田野发掘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突出的学术价值入选2020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哪些学科参与？这些学科的介入对考古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充满好奇。

“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南沿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镇。

40年前，位于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察汗乌苏河两岸的热水墓群被发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血渭一号墓，出土了大量文物，有力地证明了从北朝至隋唐时期，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干线，都兰则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记者：相比青海都兰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小说《鬼吹灯》里以其为原型虚构而成的“九层妖楼”可能更为出名。我们好奇，这是一处怎样的墓葬遗址？

韩建华：青海省位于黄河上游，许多中国古代丰富文明集聚于此。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新国和同事到都兰调查岩画，夜宿在鲁斯沟藏民达洛家中，从达洛口中得知察汗乌苏河的对岸有许多古墓葬，这就是著名的热水墓群。历时四年发掘，这里出土了大量罕见的精美文物和遗迹，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经考古确认，这是一处6至8世纪的重要墓葬群，为我们揭开了丝绸之路河南道被尘封的一段历史。

至于大家所说的“九层妖楼”，实际是1982年发掘的墓群中一座编号为“血渭一号墓”的规模较大的墓葬。

记者：您之前一直在洛阳进行隋唐洛阳城考古，是什么机缘让您参与到都兰热水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

韩建华：事实上，我是赶鸭子上架，接受了这个任务。

几十年来，热水墓群出土的金银器、玉器、丝织品备受海内外收藏家的青睐，也让无数的盗墓贼蠢蠢欲动。2018年“3·15热水墓群被盗案”震惊全国，涉案文物达到646件，虽然案件最终告破，文物都成功追回，但对这一墓群的考古工作迫切地再次提上了日程。

2018年6月，我接到上青藏高原的通知，针对2018年被盗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也就是大家现在说的2018血渭一号墓。

记者：现在回看总结，可以说2018血渭一号墓的发掘将各种各样的科技考古手段、先进的考古理念均应用到实践之中。发掘之初是如何考虑的？

韩建华：2018血渭一号墓的抢救性发掘是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青海省政府三方共建“热水墓群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基地”框架协议下开展的，最初就强调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简单说就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热水墓群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几乎都是抢救性发掘，文献资料不充裕，学术研究也不足，并且缺乏系统规划，这从墓葬编号的混乱就可见一斑。在梳理了热水墓群37年的考古发掘历程后，我认为热水墓群可以尝试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来进行，也就是以被盗墓葬发掘为切入点，将热水河两岸都纳入考古工作的范围，遵照大遗址考古工作规范，建立统一的分级控制网和记录系统。

多单位、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典范

通过科学发掘，2018血渭一号墓确认为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还有出土的大量精美遗物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值得关注的是，2018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是多单位、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典范。

记者：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曾高度评价2018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称它是“多学科合作的典范”。您能分享一下其中多学科合作探索的经过吗？

韩建华：多学科合作是现代考古理念的要求，现代科技的运用，丰富了考古的思路、方法和内容，也让考古变得更加精准、安全、高效。

在这几年的发掘过程中，我们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采用RTK、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树木年轮、三维建模、动植物考古、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法，全面、翔实、准确地记录和提取相关信息。

在2018年8月5日进驻考古现场前，我们就请所里科技考古中心主任刘建国组织科技考古团队参与进来。先用无人机全视域空拍了几天，做了高程模型、等高线地形图，进行了虚拟布方，确定了该墓葬的大致范围。之后发掘了11个探方，清理出部分墓园建筑的茔墙等遗迹现象。那时心里已经有点儿底了，毕竟有茔墙、有回廊，看起来是高等级的墓园建筑。

这样高规格的墓葬发掘工作得到了我们所科技考古团队的大力支持。王树芝老师负责树木测年和树种鉴定，从墓园到墓室，每次取样都一丝不苟，数据分析结果准确及时；李志鹏负责出土动物骨骼的清理、鉴定、检测；钟华负责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生业形态的分析；刘煜负责金器、铜器的金相检测与分析；陈相龙、赵欣负责人骨、动物骨骼的DNA提取与分析，以及殉牲的食性分析；王明辉负责对殉人、主墓室的两具人骨进行鉴定。可以说，各路神仙各司其职，各显神通，收获丰硕。

此外，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考古的张建林、霍巍、焦南峰等多位学者来到现场进行指导，对于这座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完整、体系清晰、墓室复杂的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保护提出了很多建议，而祭祀建筑、殉牲坑、墓室结构、壁画、彩棺等也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记者：如您所说“各路神仙各司其职，各显神通”，您能给我们回忆几个具体片段吗？

韩建华：例如殉牲坑，2019年清理时就已经发现顶上的棚木，已经被盗扰，但仍发现大量分层堆放的被肢解的动物骨骼，底部还有一把木鞘铁剑，陕西考古研究院的张建林老师了解这些现象后，说这应该就是象征当时的肉库，连吃肉的刀子都准备好了。随后对动物骨骼的提取，是在李志鹏的线上指导下，分堆编号进行提取，初步鉴定有牦牛、黄牛、绵羊、山羊、马鹿等动物。

我们在五神殿墓室北二侧室发现木床架，大量的织物和皮革放置在木床架上。当时这些织物和皮革因进水而漂浮起来，和淤土混为一体，清理需要特别仔细。当第一片织物露出来，我就赶紧向朱岩石副所长汇报了情况。得知我们需要支援，80多岁的著名纺织考古学家、中国织绣领域研究第一人王亚蓉老师还准备亲自上阵，但所里考虑到可能会有高原反应，还是将老人劝了下来，最后派了刘大玮带队的纺织团队到了现场。北二侧室清理时，青海所也把文保的骨干派来支援，以高志伟主任带队的皮革现场清理平台搭建起来，边清理边保护，当第一只靴子被清理出来，尖叫、喝彩声在现场回荡。

我们在主墓室内发现两具人骨，推测应为墓主人。经考古所体质人类学家王明辉鉴定，为一男一女，男性50至60岁，女性40岁左右。后来墓主身份的确定，也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果。

“无法言说当时的激动，所有的考古人都沸腾了”

“2018血渭一号墓”仅仅是热水墓群300多座古墓中的一座，该墓葬群是青海境内面积最大、保存封土最多的一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墓葬群，但究竟属于我国哪个古代民族，长期悬而未决。2020年出土的指甲盖那么大的“外甥阿柴王之印”，则为解决这一难题找到了突破口，被认为是青藏高原上划时代的重要发现。

记者：考古史上有多少墓葬因为缺乏和墓主人身份相关的铭文、墓志、印章等而成为悬案。从这一点上来说，您很幸运。

韩建华：是这样的。从2018年开始抢救性发掘，墓主人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直到2020年11月进入发掘尾声时，我们的队员在棺板下的填土里，意外发现了一枚印章，才离破解谜团近了一步。

那是11月3日，考古队正套箱提取文物，我在办公室等待电视台来访，突然接到了一个队员的电话，他激动地喊“韩队，出印章了！”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我立即去现场，等待印章拍摄、测量等程序结束后，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把印章拿过来端详，那是一枚鼻形钮的方形印章，由于锈蚀严重，印面几乎看不到什么。我掏出随身带的手电筒，用侧光看，发现几道不太明显的凹痕，好像是篆字，但还不敢确定。尽管文字不能识读，但无论如何，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可以解决墓主的身份，将是学术界一件重大的发现。无法言说当时的激动，所有的考古人都沸腾了。

记者：墓主人的身份最终是如何确定的？

韩建华：印章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我们不敢进一步清理，经过刘勇多方打听，联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他们可以进行650KV工业CT的三维扫描。通过电脑成图，确定这是一枚银金合金印章，印文由双峰骆驼图像和古藏文组成，经我国著名藏学家陈庆英、夏格旺堆、夏吾卡先等多位先生释读，藏文可译为“外甥阿柴王之印”。

阿柴是吐蕃人对吐谷浑的称呼，阿柴王即是吐谷浑王。根据印章的内容，结合敦煌文书《阿柴纪年》记载，我们初步推定墓主人可能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他的母亲是吐蕃的墀邦公主。

根据墓室出土金器、丝织物等，结合棚木树木年轮测定，“2018血渭一号墓”的年代在8世纪中期左右，和文献中的史实完全可以对应。所以在当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会上，众多专家认为，先进的考古理念，关键文物的出世，为解读唐与吐蕃、吐谷浑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证据。

记者：热水墓群还出土了哪些“宝藏”文物，承载什么文化内涵？

韩建华：1982年在对“血渭一号墓”进行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一件文字锦残片，经德国哥廷根大学古文字学家确认，锦上为波斯萨珊王朝的婆罗钵文字，系目前世界上唯一确证的八世纪波斯文字锦。

与波斯文字锦同时出土的对马锦，上面的翼马形象在莫高窟第249窟窟顶狩猎图上也能见到，带翼神兽源自古代亚述地区，也见于塞种、大夏及希腊和印度的艺术，在丝绸之路上广泛传播。“血渭一号墓”中，出土的丝绸残片达350余件，分别来自中原汉地、中亚、西亚，其织造工艺和纹样具有多源性，实证都兰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

“2018血渭一号墓”被盗出土的人首鱼尾纹金饰片，人物脖颈饰后方飘浮的绶带，是典型的波斯萨珊王朝装饰纹样。此外，在主墓室棺板周边及祭台发现海螺、未曾炭化的葡萄籽，玻璃、玛瑙、珍珠、珊瑚，它们从康国、吐火罗国、波斯、狮子国甚至更远的地中海地区传来，见证了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

记者：考古发掘让青海道从文献研究走向实证，在您看来最大的意义何在？

韩建华：历史上青海道发挥重要作用时，正是西北各民族融合的高峰，吐蕃、吐谷浑、羌、狄、戎等多个部落、民族频繁交往联姻，逐渐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形成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血脉相承奠定基础，深厚的历史积淀是文化自信的来源。

文物作为一种物质表现，见证了丝路各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更让人们跨越国界、唤起共同记忆。即使在“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物产、技术、思想的交流也从未断绝，更加证明每种文化都不是孤岛，都需相互理解包容、求同存异、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