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慧峰

二里头，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极为耀眼的名字。

1959年夏，知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夏文化探索序幕由此拉开。

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统、最早的宫室建筑群和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以青铜冶铸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为代表的最早的官营作坊区……60多年来，几代考古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持续发掘和研究，为我们绘得一幅宏伟画卷：距今3800年前后，陶寺文化、石峁集团等纷纷衰落，二里头文化崛起。这座在河洛交汇之地建立的大型都邑，被普遍认为是夏代中晚期都城，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诞生。

二里头遗址发现发掘至今，薪火相传的考古工作者不仅将“中国最早的王朝”再现于世，更见证了中国考古学自成气派的发展历程。而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中，二里头遗址的重要考古新进展为揭示史前与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发展脉络再添新证，将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更深入。

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大禹治水、禹划九州……这些深植于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

作为史书中记载的中国第一个世袭制朝代，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夏王朝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几十年来，随着二里头遗址考古的不断推进，夏王朝的面目渐渐清晰。

记者：二里头遗址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在您看来，其对探源中华文明有什么意义？

赵海涛：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成熟的文明形态，进入了王朝国家阶段，是向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最重要起点和标尺。因此，二里头遗址以及相关的研究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点，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占据着无可替代、最为重要也最为关键的地位。

记者：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体现在哪里？

赵海涛：我们通过60多年的持续发掘和研究可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王朝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

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地位，形成于其划时代的横空出现过程。其所在的中原腹心地区在与周边文化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成熟的文明形态，率先进入王朝文明阶段。二里头文化以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成为距今3800～35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与此同时，其他区域多进入文化和社会的衰落时期，二里头文化向四方强势扩张、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记者：正如您所言，二里头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对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赵海涛：二里头文化许多制度层面的建树是史无前例的。例如，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制度，以中型墓葬为代表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青铜兵器群、玉质礼器群、玉质兵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国家已经出现。

二里头文化这些具有高度辉煌王朝气象的创造，多被后世的商周王朝继承，并对周边文化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二里头文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记者：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逐步深入，“最早中国”这个话题越来越引人关注。我们想知道您对此的看法。

赵海涛：我赞同我们考古所杜金鹏先生“二里头都邑是‘最早中国’”这一观点，他的理由如下：

第一，见于最早明文记载。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明确指洛阳平原是“中国”所在。在西周人心目中，最早的中国就是夏王国。几十年来的“夏文化”探索表明，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

第二，最早突破龙山时代区域文明的羁绊。在山东的龙山文化、南方的石家河文化、西方的齐家文化和北方的陶寺文化等盛极一时，但最终并未形成超越自我成为更广泛区域之中心文化的同时，伊洛、嵩山地区的龙山文化却广纳四邻文化精粹，升华为广域文化中心。

第三，对周边区域文化形成最大文化辐射效应。二里头文化虽然是广域文化中心，但其四周还分布若干区域性文化单元，二里头文化与它们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远距离传播，如东南之江淮地区、南方之江汉地区、西南之成都平原、西方之渭洮流域、北方之赤峰地区，都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踪迹。而其他周边文化则无一能及。

第四，与商周文明有直接传承关系。考古学研究表明，商、周从方国入主中原建立商、周王国，而商王国直接建立在夏王国的基础之上，此后的周秦汉唐一脉相承。因此，二里头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源头。

第五，龙崇拜的正宗源头。二里头发现了大量龙形象文物，尤其是出土于贵族院落内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誉为“中国龙”。尽管龙形象已见于此前较广泛区域的史前遗址，但皆不及二里头的龙与后代龙形象关系直接、密切。

记者：二里头如此具有王朝气象，且被考古学者认为主体属于夏文化，那么，能确定它就是夏都吗？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涉及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关系，需要从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两方面去说明。考古学与文献史学都是为了复原、研究古代社会历史，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都是复原与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通过从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面进行论证，“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的遗址，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是目前为止关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历史属性的最佳表述。

二里头王国开创的划时代变化

随着二里头遗址考古的不断推进，中华文明的起源、王国的兴起、王都的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都有了越来越具体确切的答案。最新公布的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多网格式的结构布局，为探讨早期国家都城制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制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记者：二里头遗址有很多开创性的成就，您能帮我们将这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具象化吗？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不仅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还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大型都城遗址。

其中心区至少存在两纵、两横4条道路，每条道路宽10-20米，它们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重要界线，形成多网格式的宏大格局。宫殿区居于核心，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重要遗存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表明二里头都邑有了严谨、规整的规划，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中心的高度集中，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记者：本月16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进展工作会，在公布二里头遗址最新考古发现时称“进一步明确了多网格式城市布局”。这种网格状布局透露出什么信息？

赵海涛：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都邑布局的这些史无前例的新创造，多被后世继承，体现了二里头王国开创的划时代变化及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记者：很多人都是通过20年前出土的那件绿松石龙形器认识二里头的。这次有什么令人惊喜的新发现吗？

赵海涛：2020年至2021年，我们首次在祭祀区以西、遗址西北部都发现较大面积、较丰富的制陶遗存。这些遗存包括陶窑、存泥坑、泥坯、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垫等修整工具，包含了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

在遗址西北部还发现可能与漆器加工有关的遗存。发掘出土800多片外表、断茬带有红漆的陶片，为以往历年发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仅其中一个灰坑就发现了近200片带漆陶片，实属罕见，这一区域近旁可能存在漆器加工作坊。

此外，在宫城西南角，我们还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其中部分存在砸击、切割、磨制的痕迹，表现了骨角器加工的各个环节。

制陶、骨角器加工作坊和疑似漆器加工作坊是二里头遗址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这些是手工业考古和城市布局研究的重要突破，为研究二里头王都的城市布局、规划理念，以及手工业加工的技术、流程、组织、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四代考古队长63年只发掘了总面积的1.7%。按照赵海涛的计算，以目前发掘速度看，二里头遗址全部发掘完成，需要数千年。因此，“它的发掘，不是百年大计，是千年大计。”

记者：2002年，您硕士论文答辩一结束，就被当时的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老师邀请来队工作，并且主持了2014年以来的田野考古工作。20年来中国考古事业取得很大发展，身处其中，您肯定体会颇深。

赵海涛：确实，近年来考古事业的工作环境、条件有很大改善，因此发掘成果、资料出版、研究论著都有很大发展。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对二里头遗址布局形态及历时演变过程的探索，20年来，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范围及成因、遗址的宏观布局大势及历时性变化等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工地发掘每年都有新进展，我的主要活动半径仍是从工作站到工地，谋划和推进整体进度。

记者：二里头遗址目前挖掘的只是冰山一角，都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如您所说，6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总体面貌仍有深入揭示的空间。

赵海涛：对，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持续了60多年，虽然已经呈现出一个让人震惊的早期王朝景象，但发掘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7%，还有大量的空白地区等待继续发掘，大量问题有待广泛、深入研究。比如学界以及公众普遍关心的，二里头这么大的都城，目前只发现了宫城和中心区域内部的围墙，300余万平方米的遗址外围，有没有城墙或者壕沟等防御设施？还有，目前已发现的墓葬、器物等还都不是最高等级，与都城的规格不对应，接下来这也是重要的探索方向。

记者：能透露下一步的发掘研究计划吗？

赵海涛：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科学制定勘探、发掘、研究规划，优先关注最能体现二里头价值和意义的核心、关键问题，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布局框架、遗址的准确范围、外围防御设施的情况、祭祀遗存、网格差别等，寻找王陵级大型墓葬、水环境系统，探索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各级聚落的深入关系、控制网络、统治文明等重大问题。

此外，还要加大与其他学科合作，提高科技参与二里头遗址发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全面、深入揭示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内涵和价值提供重要支撑。通过科技分析，解决二里头时代的自然背景、经济基础、科技水平、资源来源、交往范围、控制网络、统治方式、社会关系等重要问题。

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我相信，随着工作理念、思路的拓展，更多学科参与以及更多科技手段的运用，从考古遗存中提取的信息会越来越丰富，研究的广泛和精细程度越来越高，对二里头社会生活面貌的了解可能会超出原有的想象，二里头对中华文明进程的价值和作用将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