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桂梅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诗歌给人留下一个千年的遐想，什么是秘色瓷？虽然越窑窑址的发掘一个接一个，越窑青瓷的出土也越来越多，但是谁也无法定位怎样的越器为秘色瓷。这个千年谜团终于在1987年随着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发掘而露出真相。

法门寺始建于汉，原名为阿育王寺，隋代始称法门寺。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的碑铭记载此时的法门寺已是李唐的皇家寺院，后历代翻修更名，香火一直持续到民国。1981年因塔身坍塌，才开始对废墟进行清理与发掘。唐代塔基地宫出土的13件有《衣物帐》记录在册并且名为秘色瓷的碗、盘、瓶、碟让陶瓷学界兴奋不已，这个中国陶瓷史上最早也是最具体的实物与文字记载相对应的实例，揭开了秘色瓷器的神秘面纱。这批封存于咸通十四年《衣物帐》和卒于中和元年的陆龟蒙诗句《秘色越器》，当是“秘色”一词最早的文字资料。

秘色瓷实物的发现，立即引起了陶瓷学者的关注，大量研究和探讨文章纷纷出炉，关于何为秘色瓷的观点也是众说纷纭。因为法门寺出土的这批秘色瓷器，虽是皇家贡器，品质优良，但釉色青绿、青黄、青灰皆有，以前对“秘色”从釉色上的猜测似乎不成立。其实从宋代开始，对“秘色”之意的探讨就已经开始了。宋代曾糙《高斋漫录》中说：“吴越秘色瓷，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这是对五代时期秘色瓷的解读，因为五代吴越国钱氏王朝对统治区域内的越窑具有掌控权。北宋末、南宋早期赵令畤的《侯鲭录》中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唐《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可见在宋代对秘色瓷就有不同观点。今人学者对于秘色瓷也是各抒己见，有的认为秘色瓷是区别于越窑常见的青中泛黄釉色品种的另一种青中泛湖水绿的高品质越瓷；有的认为秘色之“秘”通“密”，与当时信奉的密教有关，所以仅在法门寺供奉帐中出现；有的认为“秘色”只是对青瓷釉色赞叹的文学描述，是对越窑优质青瓷的爱称。对“秘色”之解读虽有不同见解，但秘色瓷作为高档瓷器贡于王室贵族是没有异议的。

五代吴越国时期当是“秘色瓷”生产的鼎盛时期，《十国春秋》卷七十九《吴越·文穆王世家》记载，钱元瓘（887-941年）在位时，曾给后唐朝廷进贡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他死后随葬秘色瓷10余件，其妻马氏墓随葬秘色瓷44件。吴越国晚期钱弘俶（929-988年）统治时期，与北宋有18年交叉，这个时期是越窑的极盛期，官府控制的制瓷作坊的范围扩大。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供奉录》记载，钱弘俶进贡了14万多件金银饰陶器，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越窑青瓷器就是这个时期越器的真容，其精巧的制作工艺、晶莹的釉色、流畅的刻划纹饰，让秘色瓷达到了莹润如玉、青翠入心的境界。

越窑自东汉晚期创烧以来，经历了东吴、两晋、南朝、隋和初唐、盛唐的发展，中晚唐逐渐进入了辉煌时期，五代吴越时期达到鼎盛。

2017年，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获得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秘色瓷生产工艺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窑址的位置恰好与1971年在窑址北面吴家溪一带出土的光化三年（900年）墓志罐上的铭文暗合，罐上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的内容，可以确认此处窑址曾是贡窑，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从窑址发掘资料看，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产品种类丰富，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穿带壶、八棱净瓶、圆腹净瓶、盏托等，每一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这些器物胎质细腻纯净，釉色天青，釉面莹润肥厚。通过科学考古发掘，首次确认了秘色瓷的生产工艺与兴盛过程。秘色瓷器基本轮制成型，装烧工艺上，秘色瓷的出现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瓷质匣钵使用釉封口，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造就了秘色瓷特殊的青色及釉面效果。

2015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发现的葬于辽圣宗统和十一年（993年）萧贵妃墓中出土了多件秘色瓷，其中一件刻花秘色瓷执壶，釉色莹润、暗刻花纹俊秀，代表了五代越窑秘色瓷的最高品质。晚唐五代越窑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史上的一大飞跃，同时成了后世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等一大批名窑生产及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

（作者系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