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 高洁

日前，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全国政协委员高洁讲述了无党派人士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心一意跟党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的故事。

无党派人士的历史发展沿革

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特有的政治概念，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其称谓和实质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也彰显了无党派人士不同阶段心系家国的情怀。

第一阶段，称为“社会贤达”。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这是首次将无党派人士称之为“社会贤达”。有9位人士以“社会贤达”身份出席了旧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后，社会贤达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郭沫若、李烛尘等人反对内战，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莫德惠、王云五等人则依附于国民党，并因此参加了伪国民大会和伪国民政府，败坏了“社会贤达”的声誉，致使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对这一称谓产生了极大反感，不愿再以“社会贤达”冠名。

第二阶段，称为“无党派民主人士”。1948年5月5日，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在发给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的致电中，为了与以往的“社会贤达”相区别，首次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筹备新政协时肯定并采用了这个概念，1949年新政协会议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达、董鲁安（于力）、符定一、欧阳予倩、洪深、吴有训、王之相、丁燮林、周谷城等12人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被沿用。

第三阶段，多种称谓并存。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老一辈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渐减少。新一代无党无派人士无论从社会基础还是成长经历来看，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于是出现了多种称谓并存的局面，比如无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无党派知名人士、无党派代表人士、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等。

第四阶段，称为无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已经不能反映新时期无党派人士群体的现状，且由于有些称谓不够科学、准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战工作的有序开展。针对这种情况，2000年，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加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正式规范了对无党无派人士的称谓，统一使用“无党派人士”这个概念。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无党派人士这个概念。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协章程修正案，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改称无党派人士界别。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无党派人士的概念进一步作了界定，即“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这为切实做好无党派人士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为充分发挥无党派人士作用指明了方向。

无党派人士发挥的重要作用

无党派人士从其产生之初就承担起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使命，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民主革命时期，各界人士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格限制，许多仁人志士只能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单枪匹马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如郭沫若、马寅初、李达、符定一、吴耀宗，等等。他们凭着自己的社会声望和感召力，影响和带领着一大批民主人士投身民主运动。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党派人士矢志不移，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利用自身的影响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改革开放后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不遗余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奔忙。广大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6月，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国号，最终被采纳，正式写进了新中国的建国大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政治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从郭沫若、程思远、巴金等无党派代表人士担任国家领导人，到一批又一批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权中履职尽责，在社会事务中参政议政。他们遵循“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原则，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优势作出重要贡献。

经济方面，不少无党派人士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卓越成就，如经济学家马寅初立足新中国实际，提出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提出切合实际的“十个科学”思考；林毅夫自主创立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植根改革开放实践，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

无党派人士还利用自身的海外关系优势，在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积极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密切关注民生问题，积极投身改革的浪潮。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许多无党派人士针对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和提案，直接促成了相关政策的出台。

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

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1941年，李鼎铭作为陕北开明绅士，当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政府副主席。在参政议政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精兵简政议案。毛泽东对此亲自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继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李鼎铭还提出了“三三制精神”这一概念，他认为，“三三制”精神主要包括照顾各方、顾全大局、自我批评和善于协商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精诚团结、民主合作。

郭沫若领导文化大军。1938年12月，郭沫若抵达重庆，在众多社会团体中负有重任，其中最重要的职务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汇聚了一大批进步文艺界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种进步文艺活动，宣传团结抗战，推动了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带来了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周恩来说：“在连接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顽固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程思远致力两岸统一。程思远在担任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积极宣传和平统一的意见和主张。他强调：“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要只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要寄希望于台湾同胞。”他想方设法和台湾各界友好人士保持联系，还经常自费接待台湾客人，耐心地解释有关的方针政策，呼吁台湾各界人士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共同努力。在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他对于促进提案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就如何发挥委员积极性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展对外交流交往多次提出建议。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20世纪60年代，发现天然杂交稻株表现出明显的杂交优势后，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袁隆平开始了他的研究。成功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强优势杂交水稻。1995年，难度更大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大面积推广。后来，袁隆平又提出研究兼有“三系法”和“两系法”优点的第三代杂交稻技术。此后，中国杂交水稻技术一直处在全球领先的地位，拥有科研、生产和推广的绝对优势。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著名的无党派人士中，还有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徐悲鸿，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人民作家巴金，还有钱锺书、杨绛夫妇……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他们心系家国大公无私作出的奉献永载史册，他们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的如磐初心历久弥坚、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