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化周刊

铭记历史所激发的热情

——读徐鹏的历史小说《太平门》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07月04日   第 12 版)

《太平门》徐鹏 著

梁鸿鹰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那些智者先贤为民族自由解放付出的智慧与牺牲,人民创造伟大历史的雄浑壮丽,早已成为激励后代的磅礴热情与精神力量,也激励这一代代作家以之为不竭源泉,接力讲好中国故事。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世界风云突变,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努力以自认为可以施行的方式,力图挽救中华民族走向衰亡,为改变民族命运而接力奋斗,事迹可歌可泣。青年作家徐鹏为纪念川渝留法勤工俭学青年由太平门出发,到海外找真理,践行革命初心的峥嵘岁月,积数年之功创作历史小说《太平门》,为重庆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留下了精彩文学记录。

徐鹏尊重历史真实,通过小说艺术地揭示了历史进步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性。从1910年川汉铁路筹建到1920年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毕业生赴法国勤工俭学,10年间整个四川乃至全国革命的种子不断萌芽,川渝人民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汇成一股革命的伟大力量,《太平门》的描写有着不少超过以往文学书写的可圈可点之处。重庆太平门曾是川渝两地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启航之门,见证了革命志士如何投身革命洪流的感人场景,作为一位青年“海归”,徐鹏透过史书发黄的书页,拨开历史的云雾,以重庆这座光荣城市不平凡的革命历程为坐标,围绕太平门建构小说文本,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风云际会的革命志士奋进图。

小说内容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托,那就是在内忧外患兵戈四起的世纪之交,重庆江津18岁青年王培菁为求真理东渡日本,在重庆老乡邹容革命思想启蒙下加入同盟会。邹容牺牲3年后,王培菁受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邀请回国,到重庆体育学堂担任教员,发展革命青年力量。邹容同窗好友杨沧白引荐王培菁与张培爵等14名大多为留学归来的志士们成为莫逆之交,放弃优越生活走上革命道路。王培菁拒绝袁世凯提出的高官厚禄,29岁时便被袁世凯杀害。1919年,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与温友松等人筹办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帮助包括聂荣臻在内35名重庆学子赴法勤工俭学,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开设,来自四川广安的邓希贤与110名寻找革命道路的年轻人到这里接受真理的洗礼。1920年7月19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毕业生结业,8天后,他们由重庆太平门码头乘坐“吉庆”号客轮顺江东下,到上海后又转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勤工俭学,次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作者怀着对历史的敬畏,深研辛亥革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触摸和表达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精髓。历史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冲破艰难险阻,开辟出全新的境界,靠的就是雄健的精神、顽强的意志。那些革命先辈于暗夜里寻找真理、启发民智,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去唤醒民众,打破百姓精神上的蒙昧萎靡,号召人们奋起猛烈冲击腐朽顽固的封建王朝的历程,这是小说《太平门》一再揭示给我们的。小说里的佘英曾说,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就认定了中国人要有自己的中国,不单单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还要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小说体现出强烈的辩证意识和唯物史观,全书从戏班流浪艺人辛佑国起笔,以被革命洪流所带动的普通民众的群体形象,揭示了民众之中蕴藏的力量与智慧。如辛佑国40岁出头才由清帝国首都周边省份一个偏远山村逃难出来,跟着一个个戏班,靠着“下九流”里的“不入流”人的帮忙,慢慢生存与成长起来,最后成为华咸声的导师、徐春风的灵魂指引。而活动于洪门会、广成货栈、背海堂的人们,《蜀报》主编邓孝可,川剧名角杨素兰,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杨沧白,新式学堂的章列五,以及耿省寨、冉庆、大虎、林宝斋等,他们在社会生活和劳动中创造财富,传承和塑造风俗秩序,似乎误打误撞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实际上是接受着革命洗礼,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推动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运动。这些普通人慢慢感觉到的,其实是全川乃至全国此时都已经在四处播撒生长革命的种子,酝酿和发生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而华少昌之子华咸声的成长更集中反映着革命风潮摧枯拉朽的作用。他到重庆府中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整个课堂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万国造”的大杂烩,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不断点燃他心中的智慧之灯,促使养成新的思维方式,把报纸上的理论知识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并不断加以应用,走上报效祖国之路。

小说视野开阔、结构宏大,涉笔上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川汉铁路建设、川汉铁路倒账亏空、保路运动、橡胶业及橡胶股票在上海股市的剧烈波动,各地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1905年绵延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报业的崛起以及武昌起义、重庆独立、民国政府成立,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护法战争宣告失败、巴黎和会、五四运动、重庆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与工人阶层结合等等,反映了作者历史脉络清晰,知识储备之丰富。我更感兴趣的是小说对中华文化富于热情的表达。小说里像辛佑国这样的说书人,将中华历史、文化和传统口口相传下去,也将民众对生活的预想和憧憬传诵出来,体现着对历史的保存,对忠奸、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小说通过人物之口说,自古以来,包括美食、匠作、说书、讲古、摆龙门阵,以及川剧表演等瑰宝,同样为人民所创造。小说对巴山蜀水之地几乎无处不演的川剧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川剧艺人杨素兰的刻画,反映了艺术与社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文艺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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