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运德
祖光及其创作团队是中国电视专题摄制领域的一支劲旅，他们拍摄的《中华魂》《情满三峡》《延安时代》《解读皇粮国税》《伟大的历程》《魂脉》等系列专题片，曾先后多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政府星光奖和电视金鹰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近些年，他们把关注目光从社会重大主题和热点问题转向在地文化，先后创作出品了《五大道》《有个学校叫南开》等，以全新的视角展示了天津特有的地域文化风采，得到各方一致好评。今年春节期间，他们再次隆重推出了五集电视专题片《过年的画》，以杨柳青年画为抓手，把镜头聚焦于这一传统民间艺术的来龙去脉，展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天津民俗风情画卷，再次向业界显示了这个创作团队的深厚潜力，也为观众带来另一番别具意味的审美感受。
年画的雏形或许可以上溯到古人祈福避邪的黄表、神符之类的图码。学界通常认为，中国年画滥觞于东汉，成型于北宋，成熟且盛行于明清，至康、乾之后进入鼎盛期，是中国最具民间特色的传统工艺品之一。在漫长的岁月轮替进程中，随着年节风俗的沿革，避邪、祈福的两大母题，被逐渐赋予了更多的祭祀祖宗、企盼丰年、呈祥纳福、禳灾祈安的世俗含义，内容多为辨识度极高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传奇人物和乡风民俗类的通俗题材，充满了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息，最终变成一种特定烘托年节气氛且极具象征意义的装饰艺术。以至衍生到各种婚丧嫁娶、贺岁祝寿、入试授职、拜师收徒、丰收庆典、乔迁之喜、祭天酬神的民俗活动中，都有年画艺术参与其中、点缀其盛，故有中国民俗的“活化石”之称。伴随着印刷技术和商贸交流的不断进步，近代以来，年画在中国城乡特别是广大农村愈益普及，基本上成为春节期间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新年装饰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以“破四旧”为发端的“文化大革命”方才终止。改革开放之后，年画再度复兴，但门神、灶爷、观音、财神等图像基本告别了历史舞台，传奇故事和风土人情之类的题材依然是年画表达添喜纳福的主要内容。《过年的画》紧扣这一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选题，追溯年画演变的历史脉络，寻找年画与国人生活习俗、心灵寄托和审美情趣紧密关联的内在奥秘，继而探索中华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新时代发扬光大的可行路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
拍摄一部历史文化专题片，编导通常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大量史料的爬梳剔抉中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二是将史料与现实结合，运用当下视角讲历史故事。前者扎实厚重，比较学术化；后者轻松直观，较有观赏性。《过年的画》选取了第二种方式。尽管创作团队事先也进行过高强度的资料搜集与整理，但编导对年画的历史追寻并未被资料所淹没，而是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之上，巧妙地采用中国山水画散点透视的手法，通过某些与年画相关的当事人的穿插讲述，把文化现场与历史资料有机串联起来,由此展开了一场跨时空的有关年画前世今生的文化对话。拍摄中，编导通过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外收藏与研究专家行踪和业绩的介绍，引出关于年画独特价值的判断；以博士论文写作串联起若干非遗传人，讲述南北年画同中有异的发展历程；从杨柳青年画中留存的建筑、器物、饮食、习俗和戏曲痕迹，见证“老城的味道”；以年画不断增添的时尚元素，窥探历史风云带给天津文化生态的嬗变；在年画几代传人充满艰辛的跋涉步履中，昭示着非遗传承任重道远的沉重音讯……闪转腾挪的灵动表达，让沉睡的藏品被唤醒，把尘封的历史重新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王树村先生用毕生精力收藏、研究杨柳青年画的巍巍大观，人生86载，著述75部，为中国民间美术史的学科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在身患晚期肺癌的6年中完成了最后24部专著，其敬业精神令人感佩。从这里,我们认识了杨柳青年画中兴的功臣张映雪，没有这个来自鲁艺的文化局局长的慧眼识金与常年奔走，就没有杨柳青年画的起敝振衰、再造重生。老人虽然遗憾地在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开馆之日辞世，但他建馆心愿的最终实现亦足可告慰英灵。当然，从这里我们还更加欣喜地看到，一代又一代非遗传承人筚路蓝缕、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地接力奋斗，这正是古老的年画艺术老而弥坚、薪火相传的不竭动力。作品不仅多角度呈现了杨柳青年画与天津社会和世风民俗的密切关联，让人领略到生活与艺术如影随形的交互影响，而且还形象展示出中国年画发展的历史源流以及当下面临的严峻现实，在不动声色的现状描述中把曾经的辉煌、目下的忧虑和未来的冀望传递给观众，进而引发观众对传统文化如何赓续发展的深度关注与思考。
处在全球一体的信息时代，年画确乎有几分古董意味。但今人无论如何都不应忘记：他们曾是我们旧日生活中抵御野兽的门神、是驱邪避难的钟馗，是延年益寿的寿星，是繁衍生息的娃娃。他们是中国人寻求心灵寄托的最优方案，是中国人祈福纳祥的新年期盼。他们与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水乳交融，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血肉相连，他们承载岁月，也承载今天我们对历史文化的回望。在时光隧道的那一头，他们依旧熠熠发光。所以，他们值得予以崇高的礼赞！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沉湎昔日的荣耀或许不如思虑今后的出路更为重要，因为过去只属于历史，未来才真正属于自己。《过年的画》在这方面的确也作了专题思考，比如“年画回家”中关于创新版式设计、开展创意大赛、开发拼音推广以及配合馆藏画展进行沉浸式表演等等，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有益尝试。然而，立足客观实际看问题，这仅仅只能算是个开头，在更深层次上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比如说，中国年画分布很广，最后仅在河南开封朱仙镇、江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杨家埠、河北武强、陕西凤翔、山西临汾、四川绵竹、湖南邵阳、广东佛山、福建漳州等地形成产业集群，他们孕育成长的规律是什么？风格迥异的原因何在？与此相关，天津杨柳青年画为何又能够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再比如，在年画普遍式微的当下，哪些因素才是制约年画发展的瓶颈？目前市场接受度较高的某些年画作品，吸引拥趸秘诀在哪里？又比如，年画的根基在民间，而民间为什么看不到年画？是大众脱离了年画，还是年画脱离了大众？还有，年画内容有没有与时俱进？年画何以创新？当代出现过多少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成功作品？再有，年画在形式上是不是只适宜表达福禄寿之类约定俗成的固有题材？年画造型的夸张、表达的拙朴、寓意的吉祥和色彩的艳丽能否与当代意识和卡通化的造型相结合，创造一批极具夸张、变形、象征和装饰韵味的新作品，让古老的民间智慧成为新时代艺术出新出彩的源头活水？人们常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大俗的极致或许就是大雅。相信只要大家开动脑筋，大胆探索，年画这一根植华夏沃土且成活千年的传统民间艺术，就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既然《过年的画》已经破题，这篇关乎年画命运兴衰的文章就没理由不深入做下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