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硕

人才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关键是自主创新，企业是创新主体，核心是领军人才。要激发这些科技领军人才的创新活力，应该发挥个人所得税这个重要政策工具。”在今年两会上，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联名提案，呼吁降低创新型人才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吸引高精尖缺人才。

这件由全国政协常委张连起主笔，全国政协委员杨建平、凌振国、叶友达、谷树忠、范树奎等委员联名的提案指出，当前我国存在科技领军人才税收激励与自主创新战略目标不匹配、税收激励政策碎片化、配套政策环境不充分等问题。建议在国家科技关键核心领域针对专家型创新型人才，将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至25%。

这件提案要从一则热点新闻说起。春节前夕，在深圳高科技企业工作的很多人收到了来自深圳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的现金红包，而且金额相当可观，基本万元起步。

这些“大红包”实际上是深圳市针对特定人才发放的“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但来源，源于个人缴税的税收返还。

此事在网上传开，也引起了委员们的关注——“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历史，吸引一流人才和科学家是重中之重。优化人才激励、培养政策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保障。我们是否可以推广类似办法，有效降低关键行业的个税税负，去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吸引更多高精尖专家人才。”这个想法成为委员们的共识，并就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和调研。

作为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对相关国家的个税情况非常了解。

据他介绍，目前我国实行七档超额累进个税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45%税率处于高位。比如新加坡为22%，俄罗斯为13%，巴西为27.5%；美国税率虽然达39.6%，但税前抵扣项目多，将投资买房、按揭利息、子女学费、看病就医、抚养赡养等叠加，最终负担的实际税率也在25%左右。

“我们现在处于中美博弈竞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相关政策设计，有利于我们在战略层面争夺人才。”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高层次科技人才实施结构性个税优惠政策，可以发挥比较大的杠杆作用。”

据委员们调研，目前许多地方省市已经进行相关探索。

例如，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将得到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出政策：高端人才和紧俏人才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为15%，对境内外人才都有效……

但是，降低了相关人群税率会不会大幅影响财政收入？

对此，张连起解释说，近年来，个税在全国税收收入的占比约为7%到8%。个税降低不仅会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还会引导产业加速发展，提高税基，最终形成“反哺”效应。而且对部分人员而言，税收降低可减少相应人群交税的抵触情绪，减少其避税动机。从整个社会来看，反而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经过委员们的多次讨论，联名提案建议，在国家科技关键核心领域针对专家型、创新型人才，将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至25%。设立相应标准和门槛，制定具体人才认证办法，并根据行业发展动态调整。

在提案讨论过程中，委员们还特别咨询了几位往届政协委员，如齐让、朱光耀、朱星等相关专家的意见。

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建议，为使政策更好落地实施，要对降税额度进行详细测算，用数字说话；同时开展对人才适用范围的研究，设定具体门槛；准确选择牵头主管部门，并成立课题组进行推进。

委员们还特别强调了试点的意义，建议鼓励有条件地区采用创新人才奖税收返还的模式。

委员们指出，深圳的探索实践，具有参照借鉴的意义。深圳做法一方面体现收入高、纳税高的人群对于一个城市科技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针对当下国际竞争环境和人才（人力资本）流动机制，通过奖励式政策优惠，减轻专家型人才和高新科技企业的现实税负压力。

“我们认为，只要运用足够的信息条件把握好纳税返还的门槛，这一政策在落地执行层面就具备了更大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张连起说。

不过，委员们也指出，对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税收政策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孙瑞标表示，对于人才政策，税收上要使劲，其他方面也要使劲，才能共同把事情做好。“比如要有产业支撑、创新环境等，还要促进整个社会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重用人才、认可人才的氛围，这些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