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学研究分会2021年年会暨第五届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终于召开了。这里，我想谈一谈中华文学史料研究之难，尤其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之难。

‌第一，民族文学史料取舍难。当下的文学研究，实际上根植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文学史的话语框架，现在看来，从理论到实践，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索。什么是文学？如何评价文学？什么是文学史料？如何界定和取舍文学史料？中国文学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外，还有其他的传统吗？这些基本理论问题，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中国文学从来就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越复杂，文学就越丰富。这就要求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才能真正理解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实用性传统就很值得重视。文学的这种实用性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譬如《昭明文选》将文体分为38类，《文苑英华》分为42类，所收作品，皆为范本。可是按照今天的文学标准，只有部分韵文和数量不多的所谓美文，才算作文学，其他多数应用文体，在中国古代是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今却被逐出了文学伊甸园。这样的文学研究，显然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文学史的实际风貌。就十六国北魏到隋代的文学研究而言，绝大多数作品是这类应用文字。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类作品很难算是文学，但在当时，这些文字确实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文学研究，理应关注这些作品，系统整理这些作品，深入研究这些作品。但现实情况是，长期以来受制于舶来的文学观念，面对着丰富的文学史料，我们往往无所适从，只能削足适履。因此，我认为材料的取舍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民族文学史料评价难。‌‌长期以来，我们评价文学作品有两大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暂且不论，就艺术标准而言，也比较狭隘，无外乎是《文学概论》等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一些关于美文的陈规旧矩，譬如人物形象、作品结构、文学语言之类，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可谈了。用这样一些标准去衡量古代文学，往往捉襟见肘。譬如研究十六国北魏至隋代文学，南朝美文就是标准。文学史家在评价北方文学时，从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到后来的所谓文学的演变，包括文体、文风的演变等，用的都是南朝化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北方文学后来逐渐接近、甚至超越了南朝文学，于是就视为“进步”。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换一种评价的眼光看，这也许是北方文学的不幸，因为这种南朝化的演变，恰恰是北方文学失去自我的开始。

用这种比较僵化的标准分析现代文学，同样面临窘境。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参与策划了以晋察冀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史料的收集工作，协助完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包括《晋察冀代表作家代表作品选》《<晋察冀日报>文艺文献全编》《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文艺文献全编》《<晋察冀画报>文艺文献全编》等）的编纂。这些文学史料，包括秧歌剧、快板、民间讲唱、乡间俗曲等口头文学，‌‌形式活泼，内容丰富。有很多演述者就是作者，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作品也未经细致打磨，自然不会进入现代文学史家的视野。但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真正发挥了唤醒民众、凝聚人心的作用。这就给我们一种启示，文学创作必须与时俱进，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史上的丰富实践告诉我们，研究文学，除了关注其文学史的意义外，还必须回到历史现场，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文学，而不是以一种超越历史的亘古不变的标准去衡量丰富多彩的文学实践。分析研究民族文学创作，同样需要有一种开阔的视野，一种历史的眼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口述文学，很多还在人民群众中的传唱。其中既有长篇巨制，如史诗；又有形式各异的短小体式，如歌谣。这些文学史料如何评价？就需要倡导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中，归纳出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和评价标准。

我们知道，文学评价标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谁也无权强求别人遵循自己的标准。但是客观地说，今天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大多还遵循着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观念，核心就是所谓美文。好像这种美文与时代无关，与社会无关，与人民无关，结果路越走越窄，文学成为小众化的精致摆设，自然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如何确定我们的文学评价标准，拓展文学研究空间，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第二个难点。

‌第三，民族文学经典认定难。什么叫文学经典？‌‌经典就是常读常新的作品。中华文化主流经典如《诗》《书》《礼》《乐》《春秋》等“五经”，其文本‌‌已经固化，读者与其说是“百读不厌”，不如说是“百说不厌”。经典固然好，后世的解说更重要。这也说明，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打开文本，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挖掘出来，引发新的问题。而中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经典有些不同，文本是不断地处在创编中，是活着的经典，充满生命力。因此，确定民族文学经典的标准、研究方法等，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第三个难点。

‌第四，民族文学史料研究难。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风情迥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的共同目标。现在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从事着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些史料的语言、思维、结构等多有不同，却又都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引领下逐渐走向融合。如何处理这些史料，如何认识这些史料的价值，确实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近年潜心于十六国北魏至隋代文学的研究，发现一个共性，即这个时期的不同民族，虽然纷争激烈，但多祖述共同的祖先黄帝、尧舜和大禹，以使自己立于不败的正统地位。可见，不论史料多么纷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自古以来就已铸牢在各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文学研究工作者就是要在丰富的史料中寻求中华民族之魂。这是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孜孜以求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承前启后，这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面临的第四个难点。‌

第五，民族文学史料整合难。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古典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有着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研究成果汇为一编，融为一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民族文学研究所曾共同编撰过一部《中华文学通史》，试图打通古今文学、打通不同文体、打通不同民族，设想很好，也作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文学史写作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各说各话，融通不足。‌‌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学术著作，总是摆脱不了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的束缚，让读者敬而远之。我们能否在文学研究中找到一种更好的叙述方式，让我们的研究著作，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特性，这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面临的第五个难点。

‌因为有上述五难，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就具有挑战性，吸引我们去探索，去研究。众所周知，史料的收集与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传统的方法。如何让传统的研究方法展现时代特色，却是一个新问题。我认为，这种时代特色主要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传承，二是学以致用。关于学术传承的时代特色，我在四川西昌召开的民族文学史料研讨会的致辞中，从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并作为序言发表在《中华文学史料》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上。所谓“学以致用”，就是强调中华文学史料研究应当与时俱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作出贡献。两千多年前，《公羊传》就说过“中国不绝若线”这样的话，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这种思想如何在历代文学作品里体现出来，又如何融化在中华各民族的血液中，这是值得我们长久深思并亟待解答的论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接地气的学问，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不仅要展现深厚的人文情怀，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中华文学史料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中华文学史料研究确实有很多难点，同时也充满魅力。可以说，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华文学史料研究，尤其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最有生机、最有发展、最有前途。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文系作者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2021年年会暨第五届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