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叠加人口老龄化，被很多业界人士认为是我国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减分项。事实果真如此吗？围绕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志业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看实现共同富裕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共同富裕挑战？
季志业：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处于长期膨胀阶段，发展经济更多考虑的是自身增长问题，而非平衡问题，加之资本的快速扩张，直接后果就是贫富差距拉大，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导火索源于美国次贷危机，也印证了贫富差距拉大对经济的破坏力。
从我国视角看，原先我们走过一段弯路，直到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才有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社会发展巨大的推动力，但40余年经济高速发展也“附加”了一些后果，这里就包括贫富差距的问题。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蛋糕不断做大，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因此绝大多数百姓认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从美国的反全球化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经济全球化原本就是美国搞起来的，为什么又要“自毁城池”呢？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加大叠加产业链外移，导致大量蓝领失业、靠社会救助过日子，这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它自己没能处理好本国贫富差距过大这个问题，把国内矛盾引向国外。
从战略布局看，当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后，我们就进入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乡村振兴则是我们抵达这一阶段的重要路径之一。
■■高质量发展与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体两面
记者：您如何理解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季志业：经济发展有一定之规，没有谁能持续以短跑冲刺的速度完成长跑，但伴随着科技发展，特别是数字化技术足以有效提升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的当下，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如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
依我看，当前已经到了不允许资本过度自由化发展的时候了，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然，有经济学家会提出，按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讲，资本逐利是市场行为，不该政府插手，但我们现在要超越西方搞的那套理论，否则就只能往人家的游戏规则甚至陷阱里钻。
换个角度看，连美国都不信自己原先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了，只是他们凭借着军事霸权、规则霸权、美元霸权，不是在内部搞改革，而是从外部获得更多利益，即便如此，大家都看得到，它们搞得也不好。反观中国，我们绝不会也不能像美国那样搞，必须做好自我调节。
记者：我们看到，今年1-7月我国实际吸引外资数据不错；资本推动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也让国人受益了。如果摒弃过往发展优势，是否会降低国家竞争力？
季志业：我们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要摒弃自己的发展优势。资本助力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应走实，而非继续搞那些一场极端天气就暴露出问题的面子工程。同时我们来看他山之石，北欧国家和日本一度被大家认为已相对实现了共同富裕，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问题大量爆发，不仅贫富差距拉大，甚至冰岛这个国家在理论上一度都破产了。
当然，这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底子够厚，能托住底，相比之下，我们的底子还不够厚，有些地方还存在漏洞。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但我们防止返贫、战胜相对贫困的压力依旧存在。
一说要走共同富裕之路，某种倾向就认为，这会降低社会竞争力。实际上，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如何既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又要保持竞争力，需要大智慧来平衡。比如这种平衡美国就没做好，即便它有美元优势、能驾驭全球资源，希望利用外部资源弥补本国贫富差距。我们要做的，是新发展理念下的高质量发展，重点是在国内搞好平衡。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老龄化，恰好可以转化为我们的抓手”
记者：国内大循环，也存在固化下来的结构性问题。您认为我们应如何破局？
季志业：我们要善于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抓手。比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就可以转化为我们的抓手。
当前看，我国城市化率超过了60%，而发达国家这一水平大约为80%。也就是说，未来30年，我们大概还要有超过10%的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把农村人口全部留在乡村，而是随着工业化、数字化发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或就地城镇化是大趋势。
我们同时发现，经济发展的东西部差异影响了人口迁徙的方向，这种不平衡也是可以破解的。
早年间，东亚地区发展经济有个雁行模式，也就是日本做领头雁，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为第三梯队。现在看，我国国内也有个雁行模式，大雁头在东南沿海，身段与尾部逐渐向中西部延展。头部区域不断尝试创新，认为具备可复制性了，就往“雁身”转移，这就是我们巨大的优势——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可以先富带后富，最终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
现在，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已在探索共同富裕模式，这就是“头雁”。
当然，这里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也要进一步兜住社会之底。
记者：当前，共同富裕路上面临一些问题，又应如何看待和解决？
季志业：之所以改革开放能快速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批人通过上大学改变了命运。现在我们也要进行新探索，鼓励一半初中毕业生进入职业高中、未来进入职业大学、成为高级工匠，就是抓手之一，但前提是要让工匠拥有较高的收入、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这一点德国做得比较好，该国70%的毕业生来自职业教育，整个社会对此很认同。
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径，同样需要经过艰难探索。今天的世界给了我们尝试的机会，在别人还看不清未来、跳不出原有规则时，我们要抓紧尝试。
未来社会，我认为抓手有三个“化”：老龄化、低碳化、数字化。按照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也恰恰会遭遇老龄化问题，导致劳动力短缺，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但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借助数字化技术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服务老龄化产业的发展，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有效途径。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遵循双循环的战略布局，准确把握老龄化、低碳化、数字化的机遇和挑战，着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一定能够超越各种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