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从来没有一次对委员的采访，像这次这样“纠结”。

因为好奇，所以走近；因为走近，略感迷茫；因为迷茫，又急于找到呈现故事的适合方式——张占斌，这位既在理论界著作等身，又在实践路上疾行千里的委员，给我的感觉很像万花筒——切出哪一面，都有独特风景，而这万花筒的外表，还是那样朴实无华。

“我们马上走，不耽误你们收摊儿。”我对张占斌的第一次采访约在了今年2月，农历腊月二十八，我们同时打新冠肺炎疫苗的那天。疫苗打完，其他人在静观等待，我俩却开始了我问他答，一直聊到下午5点，观察室里只剩下我俩和医务人员，我们才收住话题、起身离开。

这之前，当他坐在我身边，以一种不是在课堂、不是在报告会，就像唠家常的方式，讲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会感受到他的温和气场。他口中没有惊涛骇浪，谈的就是由一种预测转化成的理想，以及这种理想在不同阶段的实现载体。

真理从来不晦涩，或许只有门外汉觉得不易懂。而我就是那门外汉。用他的话说，不可能要求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都买一套马恩全集。即使买了马恩全集，但读原著如果没有领路人，如走夜路。

“还有时间，我们今天不午休了好吧？”第二次采访，约在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因为与张占斌同在一个驻地，这一次我们选在乍暖还寒的午后，以散步方式谈论着他参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一次重点调研题目的始末。

“我们给差不多100位企业家发去了对营商环境感受的调查问卷，又结合现场走访和座谈方式进行交流，总结出100多条存在问题和改善建议。同样是作调查研究，在政协做和在书斋里做，感受完全不同。在书斋里即便有小范围走访，也无法和所有想见的人见上面，这样形成的调研报告可能很快走进故纸堆，无法上达；而在政协调研，只要足够用心、准备得当，我们不仅可以直接和企业家、地方官员、职能部门的同志面对面，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如果建议得对，还能为完善政策贡献力量。当然，说一次不一定就管用，但说一次，就能推动一点，这感觉比学院派好很多。”为求说得对，张占斌从不惜力。

此后，我们还有过几次不长不短的对话。整个采访历程中，张占斌的那句“我年轻时就迷恋理论学习和研究”令我印象深刻，这或许是一把解开问题之锁的钥匙。因为早在采访前，我最大的迷茫是：理论家与现实社会之间是否存在距离？而纵观他每一次调研中的脚踩泥土，每一次走访时的深入群众，再看每一次采访时他采用的语言风格，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