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张占斌简介：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经济学评审组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后。曾在英国约克大学经济系、法国国立行政学院等访学进修，入选过国家四个一批和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虽然早已著作等身，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接受采访时从来不掉书袋。不了解他的人，乍一听见我们的对话，还以为是两个熟人在唠闲嗑；了解他或试图了解他的人会有种感觉：他试图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逻辑和案例，将已经被烙下“深奥”印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结合。
“马克思当年以多个笔名给《莱茵报》投稿，有一些就没收入第一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一次我带队访问马克思故乡德国古城特里尔市，那里的同行说他们正在整理出第二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困难很多，光是判断《莱茵报》上哪些稿子是马克思的，他们就费了不少力气、想出很多主意，来认定是不是马克思的稿子。比如要看稿费是不是寄给了他，或者看马克思与他人通信的内容，有时还要和马克思笔迹等进行核对……”这是张占斌式的开场白。
在他看来，时代总跑得太快。而作为时代的静脉，理论也永不凝涩，即便你暂时觉得读不懂她，从某种角度看，你正在创造她……
■ 真理不是一笔写就的
真理是一笔写就的吗？不是。
这或者就是以张占斌为代表的一群人，从少年开始研究理论，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党和国家孜孜不倦地梳理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脉络的原动力。
“理论有力量，她能指导实践；实践有力量，她能引领理论创新。”用张占斌的话说，这是个神奇的过程。而为了读懂、弄通她们之间的联系，35年前，张占斌做出了一个人生决定。
1986年，24岁的张占斌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东北来北京找工作。那时硕士研究生还不多，与其说找工作，不如说他是在选工作。在此之前，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好几个单位都向他投来了橄榄枝。
结果，张占斌工作的第一站，落在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兼任着这个研究室的主任。
“求学时代的您，设想过自己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搞理论研究吗？”采访伊始，我禁不住问了这个问题。
“不只是设想，而是很笃定地这样走下去。”张占斌说，他看到众多理论影响实践的案例，认为理论是“舵”，能做个理论工作者，神圣光荣。同时他也看到，理论工作者的数量在相当长的阶段里是欠缺的。
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占斌被分到“文化大革命”和新时期组做研究。在这里的6年中，他重点关注体制改革的研究，看了很多重要文件和历史档案，也参与了不少重要工作，包括体制改革研讨等，就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也是他参与的起草班子比较早地研讨归纳出来的。用张占斌的话说，那时年轻，他本人还没有什么贡献，但跟着大家学本事，议论一些党和国家重大改革问题，受到的启发是刻骨铭心、一生受用的。
把理论说清楚，干事就会顺畅。如果理论坚定，实践就会一往无前。随着社会不断向前，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
“比如从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改变过好几次：先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然后是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张占斌说，这充分说明，社会在矛盾中前进，通过矛盾的不断解决而实现社会发展。
而对社会矛盾变化的不断认知，也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不断前行带来了新的养分。
“事实上，马克思连自己的原话也是经常修改的。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也有肯定的一面，认为其推翻了旧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在大范围创造财富、促进资本全球化方面，马克思对其也有很高的正面评价。但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不断掠夺与扩张，欧洲不够用了，还要跑到亚洲来；劳动力不够用了，就要不断找人干活。而马克思、恩格斯正好赶上资本主义对外大举扩张的时期，他们看到了资本家对工人所采取的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以榨取其剩余价值。当这些已不再是孤立现象，而成了制度问题，马克思有个判断，那就是未来工人阶级会团结起来进行反抗。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从诞生到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诞生社会主义。”在张占斌看来，量的积累，会带来质的飞跃。当然，马克思这一结论绝不是拍脑袋得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与其科学性密不可分。
比如，在哲学层面，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受压迫的一定会反抗；
比如，在政治经济学范畴，只要细心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一定能深刻分析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的，再加以科学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就是必然的；
再比如，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马克思既尊重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尊重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从而确定了符合客观规律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消灭剥削和阶级，最终实现人的自我解放。这个自我解放的过程，靠资本主义“自发”地渐变成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无产阶级的斗争来换取，这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找到了真正属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张占斌看来，科学道路的路径选择同样是斗争的结果。
■ 社会主义不是要受穷的
1987年4月的一天，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这是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的直观、简洁而又深刻的概述。
这是时代之潮，更是人民之盼。
“社会主义不是要受穷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才能实现的，而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突破。换句话讲，马克思当年指的方向是对的，各国怎么实现要靠自己摸索。”张占斌记得，“以前有人到欧洲一些国家，看到人家的生活，的确有点羡慕；出国回来有指标，可以把国外的电器带回来，回来也挺有优越感。现在我们可不用羡慕别人了，我们的很多东西都‘出海’了。”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张占斌对经济现象抱有极大的研究分析热情？张占斌说他一直有个心愿：通过对不同关注点的解读分析，记录中国是如何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
比如，他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遵循与抓手，如何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通过调研总结，再调研再总结，张占斌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核心是深化改革，要还权于市场、企业与社会，通过放松管制、减税降费、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当然，也要进一步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动政府职能从注重事前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则是释放要素市场的活力。要全面激活劳动、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这五大要素，提高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实施人力资本战略。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通制度。深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投向实体经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张占斌期待，人们能够深刻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位坐标。
2018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明确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僵尸企业”处置工作。这意味着“僵尸企业”的全面出清工作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并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实现实质性突破。
而通过对某省排查的第一批681户“僵尸企业”进行分析，张占斌发现这些企业有5个共性“毛病”：处于产业低端；所在行业产能普遍过剩；资产负债率高企、连续亏损、不具备偿债能力；债务和风险暴露大多体现在银行信贷；扰乱市场秩序，形成对政府的“勒索性绑架”。
同时，地方政府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存在“本领恐慌”——对这些企业的识别标准，脱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衷；职工安置“如履薄冰”欠缺系统性，钱、地、历史问题约束导致“拖字诀”屡见不鲜；对“破产”两字噤若寒蝉。“我当时就和地方政府的同志说，‘僵尸企业’处置作为政府引导下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行为，不仅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举措，也是世界各国优化企业治理、发挥政府在经济中重要作用的通用探索。建议他们一定做好制度配套，部门协同、政策对接，分类推动‘僵尸企业’入土为安或起死回生。”一次调研或发言背后，张占斌往往要寻遍各国、各地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的经验与教训。
再比如，结合现阶段任务挑战，他建议相关各方应稳妥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考。“聚焦乡村振兴战略，资源要素要向农村流动，需要借助一些实现形式。引导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不能光靠嘴宣传推进，还是得营造更适宜的要素市场。”
在张占斌看来，对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已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地区来说，城市要素进入农村所需要的条件也必然相对较高，急需与现代产业融合相衔接的农村硬件基础设施比如气、电、网、商、运、医，也需要克服工商资本下乡与民争利的矛盾。要实现城乡资源要素融合与共生，最重要的前提是共生利益的分配机制，比如创造条件让农民积极参与，同时完善制度让农民得到合理回报。
■ 搞理论不是建空中楼阁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既要懂马克思，还要懂批评马克思理论的那些人的理论，更要懂马克思理论在现阶段的应用。
“可以说，合格的理论研究者，日常工作异常辛苦——很多人坐了一辈子冷板凳，也没有显赫名声；而有些人出于生计急于变现，现学现卖。我愿意坐冷板凳，也愿意走出书斋，从各行各业找切入点，去考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用张占斌的话说，虽然很多人都有共产主义信仰，但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共产主义的研究者。
“这件事需要有专人来干，我就是干这个的。原来在国家行政学院的时候，我在经济学部当主任。2018年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合并之后，组织上安排我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2015年12月11日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中央批准中央党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坚持党校姓‘马’姓‘共’之举。”中央党校积极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于当年12月26日即正式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发挥党校作用独特优势的重视和期待，是对全国所有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最大鼓舞和鞭策。党校姓党，马院姓马，马院要重点解决的是当代问题。我经常鼓励我们的研究者，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现实问题上来，要放到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上来。比如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说了这么多年，依旧是个复杂问题。我个人认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将长期并存，只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表现形式会发生变化。民营经济以产品和服务快速回馈社会、快速满足人民生活、稳定就业和发挥鲶鱼效应推动国有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没有民营经济存在，国有企业可能不会发展得像现在这样好。比如浙江民营经济有活力，而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很好。东北民营经济不够活跃，国有企业也是困难重重。要探索两者的竞合关系，谁多谁少，要让实践来说话。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具体实现形式。”张占斌既是理论工作者，也常常被称为经济学家。
纯谈理论，老百姓不感兴趣。张占斌也说，相比学贯中西、通读古今，对刚刚发生的问题加以点评看似容易一些，但他还是希望更多的年轻学者，立大恒心，下大功夫，向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学习，努力写出高水平的理论巨作。
“我们的理论研究水平能力，与快速更新的社会变革之间还存在差距。很多问题，理论引领不到位，实践也容易出现彷徨。比如过去国家给制造业用于研发的经费，一是总体偏少，二是不好花甚至花不出去，这暴露了科研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科研人员前期研发是很苦的，如果因为科研走不到成果转化这一步，就不对前期研发者进行鼓励，就会导致很多研发人员坐不住冷板凳，离开实验室；再比如，要正确理解放管服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关系。中央给的政策有些是有弹性的，但如果这种弹性到地方上层层加码，很可能就走样了。”这是张占斌的肺腑之言。
作为“书香政协”——“见证改革开放”读书群的群主，张占斌也有自己的枕边书——
“对《毛泽东选集》，我就非常感兴趣，这本书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毛泽东在干事业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理论升华；《邓小平文选》也是，有着强大的理论支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读完也觉得非常受益。”
张占斌同时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做理论研究的好时候：“早些年搞理论研究容易‘碰线’，现在很多大学都设有‘马院’，大家做研究既有氛围、更有出路。很多年轻人对理论研究是真喜欢，也发现了很多门道，对于这些年轻人，我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当然，这也需要社会持续创造一些条件，向理论研究者倾斜。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很多国企负责人在多年实践后，也会回头去找原著来看，更深刻地思考问题。实践加原著，对进一步总结经验是很有好处的。”张占斌这样说。
当采访变成了一节精彩的理论大课，我们不期待下课铃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