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孙晖 整理/本报记者 刘喜梅

随着“七一”即将到来，庆祝“建党百年”的图标在很多地方被点亮。看着红彤彤的图标，我时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去年在江汉方舱医院担任院长的日子，仿佛是那段经历，才让我这名老党员真正学懂弄通了“万众一心”这个词，并开始信仰我的“信仰”。

方舱医院是落实“应收尽收”方针的关键之举，建于武汉疫情最为严峻之时。江汉方舱医院，是首批建设的三所方舱医院之一，由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而成。在接到担任江汉方舱医院院长的任务后，我立即同胡豫院长来到这里了解改建情况，我们在现场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条件极其简陋，实在不适合建一所医院——整个方舱里面就是一个大平面，却要开设1600张病床；室内的厕所蹲位在只有十几个，连盥洗的地方都没有；方舱医院定位于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按照规范，传染病医院必须设置“三区两通道”，但在这里，医务人员的工作区和缓冲区，也没有。可以说，方舱医院是一个新生事物，面对它，我们都很茫然。但我们没有推卸任务，我们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尽早收治患者，更快、更好地结束疫情。

方舱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主要来自从各省市紧急调派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及护理队。他们临危不惧逆行出征，也是为了更快结束疫情。但也正因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医院甚至不同的科室，每支队伍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因而在工作之初，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或建议。作为院长，我想，此刻“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应是首要。于是，我召集全体领队会议，言简意赅地提出要求：方舱医院是以天为单位存在，以小时为单位来工作，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回头，定下来的事情只能顺着做，大家的想法有偏差可以提意见，但是我希望提意见的同时提出建议，没有建议的意见就不要提了。在这之后，各支医疗队都很配合，很支持我的工作，让我特别感动。

首批方舱医院于2月3日晚上开建，2月5日晚上就开始接诊病人。我至今仍然记得开诊的那天晚上，武汉下着大雨，刮着大风，天气特别冷，简直可用“凄风苦雨”来形容。病人从转运车上下来，大都神情茫然地走进方舱，就像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一样。我知道他们的茫然在于，不了解究竟什么是方舱医院，在这里能不能被治好，自己会不会被病情更重的患者传染而加重病情。说心里话，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心里也没底。但我感动于患者为了不传染家人或其他人，愿意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方舱医院接受治疗、隔离。我知道，他们也想尽早结束疫情，所以选择待在条件如此简陋的场所里。

当时，个别方舱医院在开舱的第二天就因为患者发泄情绪而引发了舆情。但并没有因此诱发群体事件，恰恰相反，舆情启示我们在方舱医院创新地开启了一种管理模式——方舱自治。我们呼吁方舱医院里的党员、教师、公务员等群体站出来，担任方舱医院的志愿者，也即“方舱管家”。他们协助医护人员分发食物及生活物资，开导心理压力较大的患者，还动员身体条件允许的患者开展集体活动，如跳广场舞、参加读书会等等。所以后来，全国人民都从媒体上看到了方舱医院的一派祥和。那段时期的医患关系，也是我见过的最和谐、美妙的医患关系。

决定开展方舱自治之后，我们在方舱医院舱里挂起了党旗和国旗。有一天，我出舱的时候，看到通道里的两面大大的、鲜艳的旗帜，突然一下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聚集在国旗下。

我在国旗和党旗下仰视驻足了好一会儿，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并想起在方舱医院里经历的一幕幕：为什么老百姓很茫然，但是国家一动员，他们会走进方舱；为什么我们医务人员也很恐惧，但是国家一要求，我们也进了方舱……这两面旗帜给了我们答案——国旗下意味着一个家，就是国家。我们每个公民，在委屈、痛苦、无助的时候，首先想到要来家里疗伤，我们相信这个家，所以这是国旗的含义。而党旗所向就是我们的方向，是家里的主心骨，所以在方舱里会有争先恐后站出来的党员志愿者，他们以成为“方舱管家”为荣。

方舱医院最终以“零死亡、零感染、零回头”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是包括医护人员、患者、公安干警等所有参与方舱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万众一心的力量呈现。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在方舱的这段经历和感受，我觉得应该是：要相信你的相信，信仰你的“信仰”，党旗和国旗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象征，而是实实在在存在，有它们存在，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奋斗与前行，都无比坚定，都有了方向和力量。

（孙晖系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内分泌科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