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有四个基本因素影响当前经济：经济内生的市场变化、数字技术变革、疫情走势、国际秩序重构。这四者叠加互相影响，成为推动大变局的基本因素，这里包括“低增长-高杠杆”内生形成的“债务-通缩”风险；数字革命和产业变革，引起原有经济形态变化，经济数字化和金融化趋势凸显引发新的不确定性；疫情走势的不确定带来疫情及其衍生风险；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剧变，全球治理规则加速失效等。

大变局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剧。“K”型复苏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全球经济复苏预期的分化。而站在大变局和中长期来看，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关键是注入宏观确定性，改善预期。为此，提出4条建议。

一是释放出更强烈的全面深化改革信号。唯有加快经济社会更全面、更深入的协同改革，才能办好自己的事，降低我国发展的宏观不确定性。

二是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创新，破解高储蓄、高利率悖论。伴随着数字化大趋势，金融科技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数字金融将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效率的大幅提升，从而降低融资成本。这迫切需要构建与之适配的新的金融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谨防“监管错配”带来的长期战略风险。用改革的办法加大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扩大在计价、结算和储备方面的应用，以提高我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政府有为，创造市场比干预市场更重要。当前亟须通过改革创造市场，创新市场规则。在商品、服务等“实体市场”基础上，新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政府创造基于“权利”的各种“虚拟市场”。基于环境防治、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建立污染物排放权、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引导地方和企业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形成市场化的约束机制。完善政府采购市场，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支持企业研发创新，还能避免政府补贴可能带来的市场扭曲和贸易争端。还有电动汽车的推广使用，除了补贴手段之外，还可以用排放权指标来约束油车的生产和销售。

四是在缩小低收入群体上下功夫。推进社会身份体制改革，分类破除“本地人、外地人”“编制内、编制外”“干部、工人”等各种计划体制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身份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