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尚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成果，人民政协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史学习教育期间，政协委员和从事政协相关工作的同志学习党史，无疑需要学习人民政协历史，这要先从弄清人民政协从哪里来开始。李红梅、刘仰东同志所著的《人民政协诞生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力量和社会各界创立人民政协、建立新中国为主要线索，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精致的历史细节，梳理和研究人民政协诞生中的重大事件、重要节点、重要人物活动，近乎全景式再现了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为我们学习了解党的这段历史提供了一部深刻而不失趣味的佳作。

一

从1944年9月到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的5年，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各党派和思想文化界探讨战后中国命运最为活跃和丰富的年代之一。随着新旧政协的召开和二者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对比，“两个中国”之命运也鲜明地展现在国人面前。

《实录》用很大篇幅对于新旧政协的关系进行记述，不但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论述，而且深入挖掘当时民主人士和报刊媒体关于新旧政协区别的大量言论，深刻揭示了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人民政协的历史必然性。难得的是，《实录》显然注意到，新旧政协之间不但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有着本质联系。通常情况下，我们理解新旧政协的关系，大多引用毛泽东、周恩来的论述：在区别上，强调新政协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以它的组织和性质来说，绝不是发源于旧政协；在联系上，旧政协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新政协是沿用了旧政协的名称。无论是彼时还是当今，也大多强调二者的本质区别。但是，《实录》却点出了贯穿于新旧政协之中的一条主线，即“政协路线”。旧政协的五项决议是同当时国民党妥协而形成的，后来被蒋介石顽固派破坏，所以决议可变，但路线不能变，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是不能变的。《实录》引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论述指出：“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政协决议已经全部失效，“我们现在所坚持的是政协路线（精神）”，“路线是指党派协商会议、联合政府而言”，显然是注意到新旧政协的这种内在联系。

围绕战后建立新中国的主题，《实录》的两位作者广征博引，生动描绘这一时期各大报章和仁人志士议论国是的盛景。诸如，关于“五一口号”实质内涵的研究、新政协运动协商讨论成果的总结、民主人士在哈尔滨对新政协诸问题的协商、中共领导人对《共同纲领》的数次修改等，《实录》都辟出专门章节，不仅“录”而且“论”，为读者精心烹制思想大餐，充分反映老一代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集中展示了社会各界众星拱月协商建国的深刻思想认同。

二

我们党在战后建立新中国的大方略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具体步骤却经历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的变化。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前，我们党建立新中国的步骤在具体名称、前后顺序上虽有变化，但总的来说包括“三大要素”，即召集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

这一思路，在“五一口号”中具体表述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正如《实录》所说，这明确提出了建立新中国路径的“三步走”战略。但是，“三步”后来怎么并作“两步走”，直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选举产生中央政府了呢？

根据《实录》所记，这最初是源于民主人士的意见。1948年章伯钧、蔡廷锴等人在哈尔滨讨论如何成立中央政府问题时，“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意见，被吸收进周恩来1948年11月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即《共同纲领》前身）草稿中，此稿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12月底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宣布，“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随后，中央政治局将这一主张写入《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此时“中央政府”已经没有了前面“临时”二字。

建国步骤的这一重大调整，也得到党中央正式批准，明确载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中。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筹建新政协时同各民主党派的真诚合作精神。《实录》对这一历史变化有着多处记述。

三

史料越具体，历史越生动。《实录》注重于细节处见精神，广泛搜集、娴熟运用各类史料，再现筹建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宏大事件中的具体场景。其中既有民主人士北上旅程中诗以言志的豪情逸兴，也有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开“神仙晚会”“知北游”的逸闻趣事；既真实揭露国民党处心积虑暗杀杨杰将军的狡诈计谋，又生动再现共产党人营救张澜脱险的扣人心弦，让人读来不忍释卷。

“五一口号”发布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同党外人士以函电、面谈等方式进行了大量交流交往。《实录》将记录这一时期多党合作盛景作为重头戏。有一处细节令人深受教育。1949年6月，邓颖超奉命南下赴沪专程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走之前她随身携带了毛泽东、周恩来给宋的亲笔信函。其中，周恩来信函中有一句“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其中“略”字被改成了“谨”字。据考证这是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由“略陈”改为“谨陈”，一字之差，意味深长，表达了中共领导人对宋庆龄的尊重之情，也展示了老一辈领导人对统战工作的用心之诚、之细。

《实录》还记述了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国旗、国歌座谈会的一个细节，就是在确定参加座谈会人员名单时，毛泽东特意删去了几位中共党员的名字，而添加上了几位党外和文化界人士。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实录》中俯拾皆是，生动再现了我们党坚持多党合作、开展民主协商的优良作风。

四

写史重在“辨”“变”二字。所谓“辨”，就是辨真证伪，记述真实；所谓“变”，就是把握历史的演进变化，从中探求出兴替规律、主线主流。这是我读《实录》后在学史读史上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收获。通读此书，能清晰感受到两位作者对政协史实掌故深厚的考证功力。

《实录》虽然以旧政协开篇，但并没有局限于1946年之后，而是前溯到1944年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记录了各党派代表会议、党派会议、政治会议、政治咨询会议等“政治协商会议”前身的名称变化，为研究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组织建设的政策思想提供了有益线索。那么，“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究竟由谁提出？有人引述李维汉的口述回忆说是根据王世杰的拟议商定的，有人认为是陈立夫、陈果夫提议在政治会议中加上“协商”二字。《实录》考证后认为，比较可信的是：“政治协商会议”最先由张治中于1945年国共重庆期间提出使用。

对于政协历史细节的考证，《实录》中还有很多。比如，《实录》用较大篇幅记述了新政协运动期间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召开“双周座谈会”情况，《实录》虽然没有点出这个“双周座谈会”同新政协成立后全国政协召开的“双周座谈会”“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历史联系，但其中引用的史料无疑为研究“双周协商座谈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注解。又比如，对于“社会贤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考证等，对于弄清楚人民政协从哪儿来、往哪儿去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仅从事件发生顺序上讲，却是先有新政协、后有新中国。也完全可以说，政协初史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录》记述的正是这样一段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历史，无疑可以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有益参考。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