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艳红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佳琪
2020年11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著作权法时隔10年的又一次重要修改。
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什么？常见的抖音等短视频属于“作品”吗？短视频中的混剪作品是否侵权？电影剪辑短视频是否侵犯知识产权？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张晓霞，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立红。
■著作权保护“创作性的劳动”而非“额头出汗原则”
记者：我们常说的“著作权”是什么？它保护的是什么？
崔立红：著作权主要保护的是创作者所创作的具有独创性，并且以有形形式表达出来的智力劳动成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作品”。给予它们著作权的保护，出于以下考虑：
一方面，基于创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上付出了独创性的劳动，其他没有付出劳动、未经许可使用的人是“不劳而获”，基于公平正义的考虑，创作者应该享有相关的权利，我们设立了“著作权”。
另一方面，著作权的设立还考虑到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智力劳动成果创作、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要提供给社会公众。著作权相关的限制制度，以“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为例，它们保证了创作者之外的社会公众拥有对作品接触和使用的权利，从而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的科学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
张晓霞：著作权法强调的是“创作性的劳动”，而不是依据“额头出汗原则”（或称辛勤原则，即作者通过创作时所付出的劳动就可获得著作权，并不需要真正的创造或原创性）进行保护，不是说你付出劳动，就会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著作权法保护的必须是创作性的劳动。著作权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它保护的是创作，同时也鼓励传播，促进精神文明的繁荣。既然鼓励传播，就意味着可能要对权利人的权利做出限制。
■电影剪辑短视频可能侵权
记者：现在大家都玩短视频，短视频或文字内容一旦上了网，裂变性的转发很难控制，请问您们接触过相关的案件纠纷吗？
张晓霞：疫情让很多行业受到冲击，但却为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一种特定的空间和条件，其中特别集中地反映在短视频方面。
短视频常见的侵权行为类型有：
一是直接转发或者抄袭他人录制的短视频。如，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后审理的第一案“抖音短视频维权”，当时集中讨论的问题就是15秒这么短的视频能不能构成作品？最后法院认定涉案短视频内容非常有创意，完全符合作品的概念，法院认定构成作品。
第二种是在网上演唱、表演他人的作品，录成短视频。很多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的歌曲，网上有人唱，还得到了打赏，这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第三种集中表现在把他人的视频进行剪接，就是我们所说的“混剪”行为。
记者：以“x分钟带你看完电影”走红的网红博主谷阿莫曾被影视公司控告侵权，最后他道歉赔偿，此事引发热议。其实各大视频平台还存在不少类似的博主，那些已不在影院上映期、网站播放也不再收费、大家“想看就看”的电影被混剪，为什么构成违法呢？
张晓霞：我倒没有看到这个案子的判决，但是这类解析电影的视频确实非常多，这种短视频是把一整部电影通过剪辑的方式再现。其实，不仅仅是您刚才提到的谷阿莫，还有其他的判决也认定这样的剪辑构成侵权。
权利人把作品创作出来后，作品没过保护期，他对作品就是有权利的。权利人想让别人看，并不意味着别人在其作品上可以进行抄袭改动，这涉及著作权合理使用的问题。
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了12种情形，我们一一去对应，最接近的是：“是否利用他人的作品在介绍说明一个事物，同时还不能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利益”。像上述那些博主剪辑的快餐式的视频，相当于几乎把整部电影再现，导致很多人不用再去看原电影了，这样的剪辑方式不只是因为在视频中使用原作品内容数量多，更多的是它已经影响了原来影片的完整放映，这种情况下它超出了一个合理使用的范围。
记者：只是“公益性”地混剪传播，没有接受打赏也构成违法吗？
张晓霞：“公益”和“非盈利目的”在法律上判断是非常严谨的，实际使用的时候需要特别慎重。因为现在的平台运行模式有各种打赏，“赚人气”就是一种潜在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范畴已随着经济模式的丰富和扩充而扩大。以上博主的使用行为已超出了为了“介绍、评论一个事物而使用影视作品”这个限度。
我也关注到一些平台上，有的博主提出一个观点后，会从整个影片中抽出来一部分播放以论证自己的观点，除了用很多电视剧里的那些镜头来论证，也引用了电视剧外的一些史料来作论据。这种情况我认为该博主对影片就构成了合理使用。
记者：崔教授怎么看这种行为？
崔立红：按照著作权法，电影作品的保护期是首映之后50年内，只要是在保护期内，他人的使用就要经过许可，要支付报酬。
随着经济模式的丰富和扩充，经济利益的范围也在扩大。作品提供给网民是免费的，但是博主通过粉丝、广告等方式在盈利，只不过获取利益的方式跟原来的收取电影票费不一样。而对版权人来说，他们没有从中获取任何相关的利益。
谷阿莫这样的博主几分钟之内能够把一部电影“剧透”完，还存在着影响原著影片上座率和收视率的可能。依据这些判断标准，可以非常清晰地得出结论，这些博主的使用行为构成侵权。
■从“猴子拍照”到AI创作，“著作权人”判定仍需具体分析
记者：近两年，AI机器人写稿发展势头迅猛，在体育、财经领域，机器人自己抓取海量数据形成的新闻稿件如果被随意转载，是否存在侵权？
崔立红：AI新闻这方面有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第一种是抓取的新闻类内容属于纯粹的事实性消息，按照著作权法的最新规定，“单纯事实消息”没有版权，是不受保护的。
第二种是抓取新闻产出的内容有独创性，此次新的著作权法中澄清，“单纯事实消息”除外，“时事新闻”适用著作权法。“时事新闻”就是抓取内容上有独创性的一些新闻，它属于作品，是受保护的。未经过许可擅自使用，会导致侵权的后果。至于AI抓取情况下，谁是其侵权责任的主体，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
记者：AI抓取情况下，侵权责任的主体是谁？是AI？还是设计、维护AI的主体？
崔立红：因为AI出现的时间较短，AI作品的著作权人是谁，这个问题不只对中国来说是新难题，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也是新的，仍需耐心等待，再观察。
目前在学界上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著作权人是AI设计备案背后的程序员，因为AI是由他做出的初始设计。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仍在发展，还不稳定，不能说AI产出有涉及到相关的权利或者权利的主体。第三种是激进派，认为不需要说AI的设计人，就是机器系统，这是一个权利主体。
张晓霞：这个问题确实是很新。其实刚才崔老师从激进派引出来一个关于创作主体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是猴子拍照，就是猴子拍了一张特别富有美感的照片，这张照片到底是不是摄影作品？
大家最后认为，作品应该一定是“人”创作完成的，进而引出来AI创作的思考。猴子创作的时候可能是他的主人告诉它：镜头这样的，都给你调好了。实际上就相当于猴子是主人的工具，所以不能认为整个创作过程是猴子独立完成的。
最近我接触了两个AI案件，一个是去年深圳南山法院受理的广东省首例涉及人工智能“作品”的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考虑到涉案文章的形成过程中，原告有团队、多人分工形成的整体智力创作投入，例如，输入了很多关键字，有很多的操控，体现了原告对于发布股评综述类文章的需求和意图，法院认定最后形成的文章构成作品，而且是法人作品。
还有一个是2020年北京审理的一个更接近于AI创作的案件。其创作过程我打个比喻，就好像是把饺子馅输进去了，面也放进里边了，最后出了一个产品，一下捏成了一个“饺子”。在人输入这些素材和最终饺子完成之间，中间确实有两秒钟的延迟，这两秒钟是AI独立完成的，但最终法院没有认为这个AI产出构成作品。
所以，关于AI的问题，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允许它再发展，把这个问题交给具体的裁判去认定。
■从“电影及类电作品”到“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面更广了
记者：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著作权保护方面会持续遇到新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哪些方面需要继续完善？
张晓霞：从著作权的保护以及我们在实践中的案例来讲，我国的法律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引领作用的。
我审理音乐喷泉案件时，要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去了解国外的状况。喷泉加上音乐，各个国家都有，但是配上音乐后，喷泉在哪个时段、在音乐的几帧时喷出什么颜色、什么样造型的喷泉，我们国家是独创的，别的国家的那种喷泉更多的是造型加喷泉的一种结合，更多的保护的是美术作品，而像我们这种灯光、电、色彩、音乐混合在一起，别的国家还真的没有。
通过这样的案子也引发了到底它是否属于作品，以及作品类型是什么的问题，还有到底是应该先认定作品还是先认定作品类型的探讨。因为音乐喷泉它不再是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让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下子就能界定是什么类型的作品。
此次我们著作权法的修改及时地接受了实务的这种反馈。2021年将施行的著作权法就把“电影以及类电作品”，后者是指运用类似电影手法拍摄的电影，我们简称类电电影，如短视频、音乐喷泉等我们肯定不再纠结了，就划归到视听作品里了，这就大大扩展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
崔立红：除了“视听作品”这一变化，“作品类型”的最后一项即第9项是一个兜底的条款，我注意到这次将它修改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这就把符合独创性，并且有形式表达出来的智力劳动成果统统都纳入到“作品”中来，像网络游戏、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等，即使没有实施适用法律条款，法官可以根据“作品”的构成要件来做判断，从而给予全面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