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靓

1月21日，全国政协举行双周协商座谈会，探讨的是一个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老话题。

3年前，全国政协第一次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议题就是营商环境。近几年来，围绕这一课题，从全国政协到地方政协都开展了持续而深入的调研，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就此建言献策的声音也常常见诸媒体。这样高度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关注，当然是因为重要。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空气和水，是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从中央到省、市都出台了相关政策，为市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据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46位，比前一年提升32位，是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进步很快，这是事实，但我们的营商环境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庞大“体格”不够匹配，也是事实。

此次会上，代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发言的杨伟民常委列出了调研中发现的种种问题，比如市场准入存在“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涉企收费“剪不断、理还乱”，有的监管措施“一竹竿子扫倒一船人”，执法检查朝令夕改或“急刹车”，“一刀切”，有些公职人员“新官不理旧账”等等。

这些现象早就存在，并不新鲜，各部门都为此出台了数量众多的政策措施。但显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彻底解决的事。

对于古老的中国，营商环境其实是基于现代商业社会背景的一个“年轻”词汇，我们对于它的认知还有待深入。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历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所谓“士农工商”，“商”排在社会阶层末端。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又把“商”置于否定和排斥的地位。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到民企上班或者当个体户还是一件让人抬不起头的事。我们的市场化转型伴随的是对“商事”观念的一次次调整和修正，尽管改革开放已有四十余年，可看待“工商业者”的有色眼镜并没有彻底从一些政府官员乃至企业家的脑子里去除。

正如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和现实，思维惯性的彻底根除也需要依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四十余年来，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核心问题。今天，我们的土地、能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依然不充分，市场决定要素配置的范围尚有局限，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时而“闲不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却时而“看不见”，反映在营商环境中，就是企业面临的“束缚”还不少，群众的获得感还不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无论面对国内或国际市场，简单拼资源、拼人力成本、拼土地政策和税收优惠的方式，都不足以支撑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制度竞争力成为更关键的驱动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优化营商环境会越来越重要。

稳定可预期的宏观政策，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公平竞争的法治保障，是优化营商环境必不可少的基础，未来，我们还要为此付出更多努力。

把优化营商环境的课题放在政协这个平台进行探讨，可谓适得其所。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的广泛性和包容性能够让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思想观点得到充分表达，此次会上，委员、专家、企业代表和政府职能部门面对面平等交流，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将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凝聚起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