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金诚

营商环境与经济发展休戚相关。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提高综合竞争力。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出重要要求。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如何逆势而行，成为全球投资热土、兴业沃土、生活乐土，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显得尤为迫切。

1月21日，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议题的全国政协第4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此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克服疫情影响，通过召开座谈会、书面调研、开通网络主题议政群等多种方式选取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共130多家进行调研，委员们也把调研成果带到了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谋长远之策，破除发展进程中的种种障碍，大力创建一流的营商环境，营造新常态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浓厚氛围。

■完善体制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衡量一座城市或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地方的重要软实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目前我国的营商环境还不适应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会上，杨伟民常委开门见山、直指问题。多次带队赴地方深入调研的他表示，调研中企业反映，目前，一些地方还存在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涉企收费“剪不断、理还乱”，执法检查多且重复，新老政策、部门间政策不衔接，“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

“建议把营造现代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政府推动发展的首要任务。”杨伟民表示，要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制定全国统一的收费清单；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对企业检查的国家规范；增强政策稳定性透明度；政府要带头守信践诺，杜绝“新官不理旧账”。

杨伟民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委员的积极响应。苗圩委员也建议加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努力破解“数字孤岛”。在他看来，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的数据共享难，仍是数字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难点和堵点。

苗圩建议，加快数据立法，实现数据的依法收集、汇聚、共享、管理和利用；加强顶层设计，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通”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扩大数据来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政务数据信息源；加强应用牵引，促进公共数据社会化应用、便民化利用，持续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

“与世界营商环境比较好的国家相比，我国一些地方的营商环境有着较大差距。”陈志列委员表示，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为避嫌而不作为，怕出事而不担当，政商关系由“亲而不清”变成“清而不亲”，由“勾肩搭背”变成了“背靠着背”。“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怎么改善和提升营商环境？”

“建议明确对地方政府营商环境建设的指标体系考核。”陈志列委员表示，为了从制度上促进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尽快取得实效，真正让企业在市场中如鱼得水、充满活力，应把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引入我国地方政府考核，并出台对应的考核指标体系。另外，各地政府应以政策和法规的形式出台“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在“亲清”政商关系方面提要求、划界限。

■打通落实堵点，提升法治化水平

营商环境的“优化”，在本质上就是“法治化”。打造稳定、可预期、法治化的最佳营商环境，首先就是要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包括知识产权、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的相关权益，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让企业家能够安心创业、发展。

“法治化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张占斌委员认为，从立法上赋予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平等地位并平等保护，注重全面完善公平公正的产权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健全涉及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他建议，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继续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同时，加强司法保护，严格区分企业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实际界限，严格区分企业和企业家的法律责任。

企业是市场主体，创新的主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商业秘密的保护，能够有力地促进创新，促进企业发展。近年来，知识产权、商业秘密频遭侵犯已成为阻碍企业科技创新的“绊脚石”。

在黄立委员看来，目前，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保护是比较困难的，相关部门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也不够、效果不明显，缺少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规。因此，他建议进一步完善以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保护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和运行机制，同时，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专项行动，并加大对不诚信企业和劳动者的处罚力度。

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就是要将守信贯穿于经济交往的各个环节，使守信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然而，目前却存在许多不守诚信的情况，比如，有的经营者因严重失信拖欠工程款、承诺的相关事项不兑现等行为。

“应收账款拖欠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营商环境中的痛点和难题。”葛红林委员表示，“银货两讫”作为我国最该传承的优秀营商文化，本该成为营商优势，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扬光大，反而成了我国营商环境的诟病。

“要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应付尽付’的营商环境。”葛红林在会上发出疾呼。他建议，应促进各级政府成为“应付尽付”的诚信政府，促进国有企业成为“应付尽付”的引领企业，促进大型民企成为“应付尽付”的自律企业。

■服务企业“落商”，凝聚投资“向心力”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力、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能减轻企业的发展负担，提高一个地区的投资吸引力，而服务企业“落商”，则是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关键。

“政策落地和监管实操不到位，影响外企对政策落地认同感。”蒋颖委员表示，究其原因是监管口径不够一致，加剧隐形合规成本；合规监管多于风险监管；监管理念不够与时俱进，监管反馈和政企沟通不够高效。

“让外企真正全面享受开放政策，还需监管智慧。”蒋颖建议，监管口径从地方裁量转向全国统一，监管重点从合规监管转向风险监管，监管反馈机制从被动受理转向主动预防，打通外资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2020年12月，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21世纪经济研究院公布了全国296个城市营商环境报告，营商环境排名前10的城市中，只有北京一个北方城市；排名前50的城市中，北方只有12个。

这一现象引起刘振东委员的关注。他表示，实体企业在北方城市投资发展，成本偏高，负担较重。建议北方省份进一步系统地提升营商环境，为中国经济发展蓄能，形成双循环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营商环境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在城市与城市的竞争中，“造环境”比“拉项目”更难。长期以来，营商环境是东北经济振兴的痛点，也是“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近年来东北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改革，营商环境已有明显改善，但在谷振春常委看来，横向相比仍存在差距。为此，他建议，用大手牵好小手，强化国家战略引领；以良法推动善治，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与谷振春的观点相似，刘明忠委员表示，目前黑龙江省大工业用电电度电费价格偏高，建议从提高黑龙江营商环境竞争力角度，由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合理降低工业用电单价。

营商环境也是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看到了营商环境对中小微企业的重要性。可以说，营商环境是攸关中小微企业存亡的“生命线”。

作为应邀参加此次座谈会的专家，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理事瞿伦川表示，他在调研中发现，受各种因素叠加影响，个体户经营很难，利润微薄，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他建议，从立法的角度加强对个体户的支持和保护；进一步改进许可办理方面审批程序；简化年报系统登录。

良好营商环境不仅具有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还应有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本次座谈会前，经济委员会组织委员围绕协商议题通过移动履职平台进行讨论，107名委员在移动履职平台上发言。委员表示，“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须臾不可缺少。对投资、创业者来说，法律、政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文环境。通过人文环境质量的不断推升能够让经营者、从业者开心。”

对于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出席会议的国家相关部委给出了积极回应。尽管大家发言角度不同，但对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都深感迫切，他们的话语中流露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