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选本就成为热点,各种文学年选依次推出。名家主编、机构筛选,分体裁、分题材、分年龄、分性别,各显其能,各出新招。这是一个传媒不断发达,而且极速迭代的时代,也是一个写作方式、文学传播不断发生变革的时代。十年前的“新生”已然成为“传统”,很多曾经的热议,今天看来完全不具备继续关心的必要,只留下当年那般单纯的感慨。比如说吧,我现在参加文学活动,经常会听到对AI的议论,仿佛一场革命就要到来,又仿佛一个洪水猛兽正在闯入的路上。人们呼吁关注,也发表写作将会被替代的忧虑。文学是人学,难道会被“文学是人工智能学”所取代?现在当然给不了答案,但是它却让我想起40年前电脑取代“笔”成为书写工具,引来文学人的一片惊呼。书写工具变了,思维岂能不变;写作速度提升,水分焉能防止;复制极大方便,原创如何保证。现如今,谁还把这个作为文学话题讨论呢?谁又敢说,坚持用笔书写的人一定比电脑录入的人更文学呢?也或者,谁还在阅读时嗅出了“电”的味道而感慨墨香不再呢?
文学就是如此在被迫适应与主动变革、坚守传统与引领新潮的纠缠中寻找着生存之道和发展之路。就像江河,曲折蜿蜒,清浊有别,又奔腾向前;就像空气,无形无色,浓淡各异,又须臾不可离开。这是我们最大的信念,这信念既来自文学数千年的伟大传统,也来自文学在一次次革命中获得的新生。
在此复杂多样的文学生态背景下再来讨论文学年选的必要性和价值,就显得很有历史感。作品如此繁多,阅读又如此方便,年选是否仍有必要?回答应该是:正是因为目不暇接,精选才更显作用。如果有人问你近年来有什么好作品,说实话,一下子说出一篇小说、散文,或一首诗,还真的不易。那么,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推荐一本或一套年选作品集。
选编从来都是选编者眼光、审美的表达,是对文学形势的判断,更体现出一种文学对社会的责任。
1930年代,有人问鲁迅,如果只选自己的一篇小说推荐给世界,会是哪一篇?鲁迅说是《孔乙己》。为什么?因为在不足3000字的篇幅中写出了苦人的凉薄。这是鲁迅对自己小说艺术水准的自评,但我们看1927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选了自己的四篇小说——《狂人日记》《药》《肥皂》《离婚》,恰恰没有《狂人日记》与《药》之间的《孔乙己》。为什么?因为1927年,“五四”新文学的时代主题还在,即使是选编,也更愿推出体现当时主题,现时仍然继续这一主题的作品。这就是一种责任的体现。
年选对于写作者,尤其是青年写作者具有特殊的鼓舞作用,我不妨再举一例。
青年方志敏,同时也是一位文学青年,他写过诗、小说、舞台剧作品。其中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的小说《谋事》,曾被当时的某个小说研究机构选入了1922-1923年《中国小说年鉴》。年鉴中出现的作者名字,包括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名家。几乎没有文名的方志敏与之并列,给予他的鼓舞可想而知。1935年,方志敏在狱中坚持写作,写出了《可爱的中国》等美文。他设法把狱中文稿传送出去的时候,想到了鲁迅,并让传送者将部分手稿送到上海内山书店转交鲁迅。鲁迅也的确把这些手稿交给了冯雪峰,最终转送到延安。我个人以为,方志敏的这份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文学,这份信心也部分得自于当年曾经在年选中与鲁迅“同框”。
你能说年选不是一件必须慎重、因为责任非常重大的事吗?我由此想强调这份责任。我们的工作背后,有众多的目光关注,我们应该谨记这份责任和使命,为文学负责,为作家负责,为读者负责,甚至为未来留下年度的印迹负责。
愿我们的选择能够为读者带来新的审美体验,让文学像太阳鸟一样展翅飞翔。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本文是作者为辽宁人民出版社太阳鸟文学年选书系所作的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