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叶圣陶诞辰130周年。
“人无百年不灭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叶圣陶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他一生追求真理,献身教育;热爱文化,传承文明。他的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文学作品流传广泛,编辑思想更是被誉为“躬耕书田,乐为他人做嫁衣”的典范。
“对于文艺,没有一种不喜欢”
和叶圣陶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兼挚友顾颉刚评价他“对于文艺,没有一种不喜欢”。在文艺方面,叶圣陶是一位真正的多面手,他著作等身,名作涉及文学各个门类。
1913年,18岁的叶圣陶开始创作文言小说,后来受俄国革命的激励和《新青年》的感召开始创作白话文文学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19年叶圣陶在《新潮》1卷3号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描写江南一个普通乡间女子“伊”的悲惨生活,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劳动妇女的形象。
1919年3月,叶圣陶加入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倾向于新文化、新学术的团体“新潮社”。1921年1月4日,他与周作人、朱希之、耿济之、郑振铎等12人发起,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已经从一般的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一支独立的队伍。文学研究会收集叶圣陶在1919年2月至1921年4月间创作的20篇短篇小说,出版《隔膜》,被看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顾颉刚评价这本集子“是汇刊个人的新体小说的第一部,是很可纪念的”。茅盾也评价说:“五四时期,圣陶是最早发表小说的一人。小说集《隔膜》等数种,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基石。”
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被学界视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思考的教育史诗。它揭示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反映了教育工作者在追求教育理想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与挣扎。
叶圣陶对我国近代儿童文学的拓荒性也是有目共睹的。鲁迅评价,叶圣陶创作的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稻草人》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新中国第一本为儿童而写的童话集,它突破了当时中国童话“言必称丹麦”的局限,而叶圣陶也被称为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他创作的童话《小白船》《古代英雄的石像》,至今仍在语文教材中,被孩子们传诵。
叶圣陶是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在诗歌抒写童真童趣的代表人物,他的儿童诗《小小的船》,诗句柔和温馨却具有穿透时空的强大之力:“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这是几代中国孩子学习语言的启蒙诗。
叶圣陶是一位诗人,早年写旧体诗,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从事新诗写作。1922年,叶圣陶与朱自清等人以“中国新诗社”的名义,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身体力行地创作新诗并发表诗论。他与周作人、朱自清等合著的新诗集《雪朝》,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早期的诗论也为新诗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他强调观察人生,潜入生命,脱离桎梏,舒展情思,至今也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新诗、旧诗皆擅长的他,形成一种独有的“清真深厚”的诗风,深得柳亚子、林宰平等名家赞赏。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被誉为“绝唱”和抗战词史。
“教是为了不教”
1912年,中学毕业的叶圣陶到苏州言子庙小学担任教员,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他在谈到怎样当好小学老师时说:“绝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敏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
叶圣陶把“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看作是“准备认真当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愚笨的时候”,他总是“从观察和剖析找出原因”“再从理由上加以对症治疗”,从来不搞体罚,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和学生亲密无间。
叶圣陶曾言:“我真正的教育生涯和创作生涯是从甪直开始的。”1917年至1921年,叶圣陶在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的经历,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成形时期。甪直“五高”的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叶圣陶先生任高小二年级教员,教国文。在这里,他自编国文教材,开启了实践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同时,为让学生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他带领学生一起挥锄破土,开辟了“生生农场”;捐款在四面厅办起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并开设诗文、书画、英文通讯等各种学习专栏。在学校里造戏台,将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两渔夫》等课文改编成话剧,将《荆轲刺秦王》改编成戏剧,师生一起排演;开设篆刻课,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竹板压书……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里收获成长。在每学期中、学期末的“恳亲会”(即家长会)上,叶圣陶还会将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种植的瓜豆蔬菜陈列出来,并邀请家长和社会贤达参观。
叶圣陶说,如果我当教师,绝不将我的行业叫作“教书”,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他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一文中写道:“儿童在学习里便知行合一,修养时,这样的学校生活便是社会生活,而且更系统,更有价值,更有改进的精神。他们并不觉得进了一个特殊的境界,游戏依旧,工作依旧,社交依旧,却不知不觉得到了做社会中一员的经验。全社会都包含着这样的人,社会便永永改进。”
“教是为了不教”这一观点,最早见于1962年叶圣陶在《文汇报》发表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他在文中说:“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养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学生将来经常要阅读,老师能经常跟在他们背后吗?”
1978年3月,叶圣陶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说:“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
叶圣陶的三个孩子,名字分别叫至善、至美、至诚,在文学上都很有造诣。曾有人问叶至善、叶至诚,叶圣陶如何教他们的,叶至善答:“从来不教。”叶圣陶仅要求孩子们每天要读些书,读点什么,悉听尊便。但是读了什么书,读懂点什么,都要告诉他。叶至诚说:“父亲不管我的,都是只关系我个人的事,在这方面,父亲给我极大的自主权,有时候还在我喜爱的事情上帮我一把,譬如为我儿时集邮册的楠木夹板雕刻篆字题签,给我们兄弟几个修改文章等等;而父亲管我的,都是涉及他人的事,父亲反反复复地要我懂得,我是生活在人们之间的,在我以外,更有他人,事事处处要替他人着想。”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评价叶圣陶一家:“圣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够让至善兄弟三人长成在爱的氛围里,却不沉溺在爱的氛围里。他们不但看见自己一家,还看见别的种种人;所以虽然年轻,已经多少认识了社会的大处和人生的深处。而又没有那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习气。”
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以崇尚人格教育、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和培养综合素质为核心,强调以人为本、立德树人,提倡发展学生的智力、情感、意志和身体等多方面的素质,被誉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现代教材建设的奠基者
叶圣陶对现代教材建设的奠基作用也受人瞩目。
1922年,不到30岁的叶圣陶受当时的教育部礼聘,拟订《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不久又受商务印书馆聘请,与人合编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6册),这是叶圣陶第一次主编一整套正式的教科书。书中展示了他逐步成型的教科书编撰思想,“本书选择宗旨,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及真艺术者,不违反现代精神者为限,不规于前人成例”。他主张教科书要体现时代精神,课文要能诵读,这些都是教材编制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据已有的资料来看,从1932年的初级小学《开明国语课本》到1948年的《文言读本》,他自编或参与编写了十多套国文教材。其中有的教材,如《国文百八课》(同夏丏尊合编),编排体系、课文选取、教学指导诸方面都达到完善的程度。尤其《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先生编撰课文,丰子恺先生绘插图。课本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赞誉,尤其受到小学教员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叶圣陶在教科书出版界显赫的成就与声望,他被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先后以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之)。从1950年至1966年,他先后领导编写出版了四套全国中小学统编教科书。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本语文课本必须得有描写新中国的课文,这类课文大多是叶圣陶亲自撰写,或者是同人写了之后再由他修订。
叶圣陶对课文的质量要求又极高,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斟酌。每篇课文由他把关后,再请专人逐篇“诵读”,用“诵读”来检验“词汇及语调”是否有过失。叶圣陶主张语文课文都要能诵读。他认为只有“诵读”才能传达出“语言的节奏跟情趣”,“必须文字本身是活生生的语言”才适合“读”。“如果文字本身是生打硬造的语言,是有骨骼没有血肉的语言”,“读”起来就不顺,“总觉着这不像个语言”。通过“诵读”使语言更规范化,使课文便于记忆和传播,这是叶圣陶为编写语文教材立的一个规矩。
在开明出版社工作期间,叶圣陶主持编写出版了大批面对青少年课外阅读的各类优秀读物。他与夏丏尊合著《文心》一书,别出心裁地用小说的形式将国文科的各项知识、文章读法和作法打成一片,生动有致,读之不忍释卷。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他又与朱自清合编《略读指导举隅》《精读指导举隅》等书,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眼光为青年们精选范文,并细心传授了一套略读、精读课外书籍的学习方法。至于他主编的《中学生》《开明少年》等开明版杂志,更是民国后期影响最大的学生刊物,被千万家长们视为“子弟杂志”“第二课堂”。应该说,这些出版物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教科书”,承载着叶圣陶成熟的教育思想和夺目的理想光辉。
作为中国现代的著名作家,叶圣陶对教科书编辑出版还有一项特别的贡献,他的大量作品长期作为范文入选各种国文、国语课本。目前可见到较早入选他作品的教科书有:出版于1923年商务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第一册》(《伊和他》),1924年商务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四册》(《祖母的心》),1924年中华书局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隔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古代英雄的石像》《苏州园林》《爬山虎的脚》等名篇也长期成为语文课本的保留“曲目”,成为影响100年来几代中国人的经典名篇。
开明书店成立20周年之际,叶圣陶曾赋诗一首:“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其中表达的不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至今仍是我国出版工作的重要原则。
“我的职业是编辑”
叶圣陶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但他却说:“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可见他认定“我的职业是编辑”,他最认可最看重的,也是他干了一辈子的编辑工作。
巴金说,叶圣陶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叶小沫回忆:“1923年的春天,我的爷爷叶圣陶经朱经农先生介绍,进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那一年他29岁。”
叶圣陶还在苏州乡立中学读书时,就与人合办油印小报《学艺日刊》,当时只有15岁。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8年,主要在国文部编辑中学生的国文课本和国学丛书,曾经代替郑振铎先生编过一段《小说月报》,还和金伯华先生一起编过一段《妇女杂志》。
慧眼识珠,提携新人,乐于为他人做嫁衣,是叶圣陶在漫长编辑生涯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巴金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路,做不了作家;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丁玲回忆叶圣陶指点他修改自己的小说的往事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施蛰存说:“1928年初我写的小说《绢子》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这对我的鼓舞很大,从此我脱离了鸳鸯蝴蝶派刊物,挤进新文学运动队伍。”张中行说:“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
作为编辑的叶圣陶不仅如他所写的勉志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一样躬耕书田,并且慧眼识英才,这与在文学创作方面自己就是一位“多面手”相关。《小说月报》首发了不少新秀的作品,好几位新人后来成了文学巨匠、名家。茅盾、巴金、丁玲、施蛰存、戴望舒等的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的公开出版,都离不开“幕后英雄”叶圣陶。
1930年,叶圣陶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
“篑土为山宁肯后”
叶圣陶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他追求进步,“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受到沈雁冰、杨贤江、恽代英、瞿秋白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感召,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在家国情怀、教育热忱上的理想。
五卅运动期间,叶圣陶的寓所仁馀里廿八号曾作为左派的联络点。五卅运动后,叶圣陶以自己的笔为武器,创作短篇《夜》、长篇《倪焕之》以及童话《冥世别》等,控诉反动派凶残的“大屠杀”,讴歌民众的觉醒和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叶圣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作品,从不同角度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民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1945年10月16日,叶圣陶应邀到重庆曾家岩出席周恩来的宴请,日记中写道:“闻周之名已久,见面尚是初次。其人有英爽之气,颇不凡俗。”见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之后,叶圣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更真诚了,这从他1949年3月1日写的一首诗《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中可以体会到: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1949年1月7日,应中共中央邀请,叶圣陶与夫人胡墨林乘永生轮秘密离沪赴港。叶圣陶在日记中记录:“云彬来夜谈,告以种种情形。”次日日记中说:“夏衍来,所谈与士敏、云彬相同而加详。谓昨日又接北方来电,询余到否”,晚餐后,“荃麟来长谈”。叶圣陶当时的心情激动而喜悦。他曾把自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于1949年1月7日秘密离开上海,到同年3月25日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毛主席进入北京的这段日记,取名“北上日记”,在1981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叶圣陶是民进卓越的领导人,他满怀着“篑土为山宁肯后”的情操,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我国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系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