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春秋副刊

马寅初被囚息烽集中营往事

赵蔷

《 人民政协报 》 ( 2024年10月21日   第 11 版)

青年马寅初

根据马寅初故事创作的讽刺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看到国民党军政要员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纸醉金迷,他敢怒敢言,在演讲中、在文章中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给予猛烈抨击,直击国民党政权及腐败官僚的要害,蒋介石将其逮捕,押送息烽集中营被囚8个多月。

被囚期间,他不向国民党当局弯腰低头,继续把监狱当作宣传正义和真理的场所,傲骨铮铮、守真为国,郭沫若赞其为“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

宁鸣而死

揭露高层腐败被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以专家的身份对中国战时经济进行考察,他看到国民党军政要员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纸醉金迷,全然不顾老百姓和前方战士的死活。他敢怒敢言,在演讲中、在文章中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腐朽的经济政策和权贵家族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给予猛烈抨击,马寅初的正义举动直击国民党政权及腐败官僚的要害。

蒋介石先是想以软的一手将马寅初支走,想送他去美考察,但马寅初严词拒绝:“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接着又用高官厚禄收买他,请他出任国民党当局财政部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马寅初不为所动;1940年中秋节之夜,马寅初收到一封匿名信,信封里有一颗子弹头,还有一张写着“不听招呼要吃卫生丸的!如果再演讲攻击政府,将以手枪对待,特此警告”的字条,马寅初面对恫吓毫无惧色。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之邀,到重庆实验剧院演讲,他再次重炮猛轰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如今是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和平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要抗战,就要这帮人拿出钱来。”事先听说有特务将在会场上对自己下毒手,但他毫无惧色地声明:“为了真理,我不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了女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看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马寅初的演讲赢得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在场的特务见各界人士对马寅初如此尊敬与拥护,深感众怒难犯,不敢贸然下手。

1940年11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预定”与“注意栏”中,分别记有“马寅初之警告与监视”“对马寅初之诽谤,应有制裁”。12月6日马寅初被捕,蒋介石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本日押解马寅初在宪兵司令部,以此人被共党包围,造谣惑众,破坏财政信用也。”

得知马寅初被捕后,重庆大学师生首先予以声援,社会各界纷纷抗议当局对马寅初的迫害。为掩人耳目、平息众怒,减轻社会影响,12月8日上午,国民党当局安排马寅初回到重庆大学举行“话别会”。在宪兵团长和便衣特务的监视下,马寅初在理学院礼堂举行的大会上照样侃侃而谈,再次揭露权贵的丑恶行径。办理完毕移交手续之后,马寅初在大操场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上数量众多的学生密密麻麻、表情严肃地簇拥着马寅初,可以想象当时送别会的气氛。

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少将组长唐纵在1940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马寅初迭次公开演讲,指责孔宋(孔祥熙和宋子文)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因孔为一般人所不满,故马之演说,甚博得时人之好感与同情。但孔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特向委座要求处分,委座乃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烽休养,盖欲以遮阻社会对孔不满情绪之煽动也。”

马寅初被押解到贵州息烽“休养”,国民党当局对外宣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情况,业已首途”,以混淆视听。

同声愤慨

中共积极组织营救

马寅初被捕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积极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营救。1940年12月9日,经中共地下党的策划和组织,重庆商学院学生撰写《陈情书》,准备送给国民政府;酝酿草拟《罢课宣言》,准备采取罢课的方式声援。唐纵在1940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马寅初的案子,(促)成了沙坪坝的学潮,由商学院扩大到了全校,由重大扩大到了中大。共产党从中鼓动,因为最近国共关系的恶化,已由学潮变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在一个恐慌的社会,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

由于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重庆《新华日报》不能直接揭露马寅初被捕真相,于是,中共中央另辟蹊径,于1940年12月29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社论,题目为《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社论开门见山写道:

本月十二日中央社消息称:立法委员马寅初,率派赴前方研究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等语纯属欺骗。据蜀中确息,马寅初氏六日被宪兵逮捕,囚禁卫戍总部。八日押送回家取物,并至重庆大学话别。送行者千余人,马氏慷慨陈词望诸生努力为国,勿以己为念;学生教职员均悲愤莫名,群情大哗,宪兵无法制止,乃迅速押解起行,放逐贵阳……近月来,马氏对我国某些达官富贾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大发其国难财之行为,曾大声疾呼,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全国各界人士莫不同声愤慨,一致抗议,同时坚决要求释放马氏,恢复马氏自由。我们坚决拥护人民的这种正义抗议,并对马氏寄以无限敬意与慰问之忱。

1941年2月13日,《新中华报》摘要发表马寅初1940年11月24日在重庆经济研究社的演讲稿。1941年3月23日,《新中华报》又发表了《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新中华报》的报道向社会公布了马寅初被国民政府逮捕的事实,揭示了其被捕原因是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行为,从而达到激发舆论、引起公众关注的目的,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在国民政府封锁马寅初相关消息、其他报纸均不予报道的情况下,唯有《新中华报》在中共辖下毫无保留地道出真相。

愤怒涂鸦

讽刺四大家族敲骨吸髓

在息烽集中营关押期间,马寅初曾作了一幅画让狱警拿去上交。整幅画没有一个字,画上有一匹弯着四条腿的瘦马,马背上坐着一只戴官帽的猴子,四只蜜蜂围着猴子在飞。

画交上去的第二天,供应马寅初的饭菜变好了,还换了干净的被子被单。马寅初提出要求:“我要看书读报,我要有热水冷水洗澡。”狱警禀报后也照办了,还为马寅初提供了历史方面的书籍和国民党当局办的报纸。

狱警陈凤超向马寅初请教,为什么那幅画有这么大的效果?画中的含义又是什么?马寅初说:那只不过是在愤怒之中涂鸦而已,又让狱警说说他们对画的看法。

陈凤超说:“我们的长官拿了这幅画,开始看不懂,就问我。我说,这大概是马先生发怨气的画,叫作‘一马奔驰四腿弯,猴骑蜂螫我被关’!可是长官说不会是这样,他就凭画意去想,后来还请教了他的老师,大概是想到一匹马上面有蜂有猴,就说先生的画叫‘马上封喉’,说先生要绝食!长官怕您绝食不好向上峰交差。于是,就改善了伙食。”

马寅初又问:“我才不会绝食呢。再后来呢?”

陈凤超答道:“据说再后来就将这画交到上面去了,上面怎样理解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想,上面要我们改善对您的态度,可能是您把四条马腿画弯了,是不是要我们向您弯腿啊?”

马寅初说:“我凭什么要你们弯腿?你们向人民大众去弯腿弯腰就好了!你们现在不上前线抗击日本鬼子,却在这里只吃粮不打仗,只能称为‘狗腿子’,你们当‘马腿子’现在还不够资格!现在国难当头,是中国人就应该站出来救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见几个狱警默不作声听得认真,马寅初便向他们解释了画中含义:“这幅画是过去文人梦想金榜题名的一幅老画,画名是叫‘马上封侯’,不过并不是‘喉咙’的‘喉’,而是‘侯王’的‘侯’。而我画的意思是:如果说中国是一骏马,但却被‘四大家族’敲骨吸髓!当权者置祖国利益而不顾,几只苍蝇还在追腥逐臭——我原想画的是苍蝇,但是我的功底差,画得不伦不类。也许正是如今当权者的写照,看似蜜蜂,实则苍蝇!”

遥祝寿辰

特殊的救援斗争方式

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对马寅初的逮捕,声援这位被囚的民主斗士和可敬的师长,1941年3月30日,重庆大学进步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别开生面地为马寅初提前举办遥祝六十寿辰庆祝活动(马寅初的生日为农历五月初九,“遥祝”暗示马寅初已不在重庆,而是被押解去了外地)。

祝寿筹备会成立后就在《大公报》《新民报》刊登广告:“本年欣逢马院长寅初先生六十大庆,我校全体同学,为崇德报功,敬老尊贤起见,除将建亭购书以资纪念外,并订于三月三十日午后二时,在本大学礼堂开会庆祝……特此奉告。”

这是一个没有寿星的隆重的祝寿大会。祝寿会举行那天,沈钧儒、邹韬奋,《新华日报》、新华社等记者,塔斯社驻渝记者及各阶层共数百人到场为马寅初祝寿。寿堂中央有一横匾,上书“明师永寿”四个金色大字。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的寿联由董必武撰拟并亲笔书写的“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和记者鲁明、陆诒参加并送去这副红绸寿联。寿联搭配妥帖,构思精巧,“坐帐无鹤”,是说寿堂里缺少马寅初这样一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桃李满天下的老寿星;“支床有龟”典故,意指马寅初在狱中以琴书为伴,雅怀逸志,高风亮节,必将如“龟之支床,历久不移而流芳百世”。“有龟”还是“有归”的谐音,指总有一天马寅初会获得自由。新华日报社送的贺联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这也是马寅初一生追求真理、正气傲骨、为民请命、不媚权贵的真实写照。富于斗争策略的《新华日报》在3月30日刊登《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二篇,奉命免登。”发不出正文,但发出了选题;发不出新闻,但发出了牵挂。

会上筹委会主席赵国恩提议集资修建“寅初亭”,与会者强烈响应,并请冯玉祥将军题写匾额。祝寿大会后不久,“寅初亭”便在重庆大学的松林坡前梅岭山上建成。“寅初亭”落成第二年,亭中还挂出了马寅初老友黄炎培为“寅初亭”写的一首诗:“顽龙经岁困泥中,忙煞惊曹斗草童。报道先生今去矣,一亭冷对夕阳红。”

1941年8月马寅初被转到江西上饶集中营关押10个月后,又被转到福建,后又被转到广西桂林。

傲骨铮铮

不屈不挠的“铜豌豆”

凡来到集中营的人员,必先在感化室关上一段日子,摧其身、磨其志,再关押到别的监室。感化室原本是庄园地主喂养牲畜的地方,地面潮湿,臭气熏天,高度仅一米四,关押人员进去后不能坐,不能躺,只能在里面低头弯腰行走,仿佛在认错。

身高1.8米的马寅初在低矮狭窄的感化室,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外面还有四个特务看守,饱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刚到感化室时,马寅初由于不熟悉室内环境,头上不知被撞了多少包。后来他便在感化室里练太极、蹲马步,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消磨时间,头上的包也减少了。哪怕日子再难耐、再难熬,也磨灭不了马寅初敢怒敢言的锐气,也无法让他向国民党弯腰低头。

特务们碍于马寅初的社会影响力,不敢长时间采取强硬措施。在感化室关押一段时间后,又将马寅初关进其他监房。据息烽集中营幸存者、李济深的秘书李任夫回忆,集中营修养人分四种类型:一般修养人、优待修养人、工作修养人、特别优待修养人。马寅初属“特别优待修养人”,囚禁在息烽集中营百步之外的一间小屋中。其生活情况相对好些,但行动完全被限制,且不准与外面接触。

狱警拿来纸笔,对马寅初说:“马先生,只要写下同党国步调一致内容的悔过书,您随时都可以回家。”马寅初想起息烽集中营设立关押“修养人”的“忠孝仁义信爱和平”八大监房,笑道“息烽集中营门口还差一副楹联,我给你们写一副贴上吧”,随即铺纸提笔,一挥而就写下两行大字:“假忠孝仁义,无信爱和平”。狱警威胁他:“您这样的态度,对您不利的。”马寅初愤然道:“想让我和四大家族‘步调一致’,休想!我姓马,好马不吃回头草!”

民主斗士

监狱亦是战场

马寅初心系国家民族命运,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把监狱当成学习和宣传正义、传播真理的场所,把特务和宪兵作为争取的对象。

起初,马寅初只是试着给看守他的军统特务和宪兵讲战时经济学,他们个个听得入神。继而,马寅初又对他们讲开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败和大发国难财的罪行,以及自己被蒋介石关押的真正原因……

一名贵州籍的周狱警问他:“马先生,您坐牢还坚持读书看报,有必要吗?”马寅初回答:“有啊。你是贵州人吧?你们贵州有个了不起的人叫王若飞,他坐牢被当局判处死刑后,还坚持学习。王若飞说,我一天不死,就要学习。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有人临死前吃饭说是要做‘饱死鬼’,我就要做个读书的‘饱死鬼’!”他还向狱警们说:“不管是谁,只要有优点,就可以学!你们要学习王若飞。还要运用贵州的两个典故:一是黔驴技穷,二是夜郎自大。现在国难当头,黔之‘驴’好比是‘四大家族’,你们这些小老虎可以咬伤他,也可以咬死它!夜郎国好比是日本国,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够打败它!”

马寅初的话让狱警们害怕又激动。狱警陈凤超鼓起勇气说:“马先生,听说蒋委员长十分敬重您,同是浙江人,您为什么不识抬举呢”。马寅初说:“我和蒋介石不搭界!还有你这个浙江小老乡,最好不跟国民党政权干,这个政权是没有出路的!”

在马寅初的影响下,看管他的特务和宪兵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形势有所了解,对四大家族的所作所为有了新的认识,逐渐对马寅初产生了同情,并放松了对他的监视。在马寅初到集中营的三个月以后,准许他看《论语》《孟子》《资治通鉴》等书籍,也允许他给家里人写不封口的信。1941年3月,遍寻马寅初踪迹不获的家人收到来信,方知他被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信中告知他被单独关押,但可以看书,生活上有人照顾,身体很好,请家人放心勿念。这样的内容可想而知是马寅初安慰家人之言。从此,家里人也可以给马寅初写信,但内容只限于家事,信件不能封口,而且要经过蒋介石侍从室检查才能转送。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狱警陈凤超被马寅初的演讲感化,决定不再当特务替蒋介石卖命,竟从息烽逃走,跑回浙江建德县老家务农。1981年6月24日,当北京大学为马寅初举行百岁寿辰庆祝会时,64岁的陈凤超从浙江省建德县安仁公社专程前来北京看望马寅初。陈凤超感叹道:“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马老教育的结果。特再次表示衷心的谢意,祝马老健康长寿!”

辗转囚禁

患难知真情决意跟党走

在社会舆论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营救下,1942年8月24日,国民党当局终于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其软禁在歌乐山大木鱼堡5号,下达了不准写文章、不准演讲、不准授课的“三条禁令”,直至1944年12月在一次国民党参政会上经当局宣布,62岁的马寅初才重获言论活动自由。

然而,国民党当局密令各校不准聘请马寅初教书,各报不准登载他的文章,想以此斩断他的经济来源。马寅初写了《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不可分割》,送国民党《中央日报》被退回,后送《扫荡报》同样被退回。马寅初虽气愤不已、却也无可奈何,失去了维持生活的收入来源,马寅初一家生活陷入窘境。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向《新华日报》编辑许涤新作出指示:“马寅初教授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在他困难之时,我们必须想办法给予支持,帮助他渡过难关。”随即,《新华日报》派记者采访马寅初,并在1944年12月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不可分割》一文,并支付给马寅初最高稿费。此后,只要是马寅初送去的稿件,《新华日报》总是力求发表并支付最高稿费,以缓解他的生活困难。

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中,马寅初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真正理解自己,于是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被消失”多年的马寅初与中国共产党同仇敌忾、同声共气,继续发表他既犀利又充满激情的演讲,继续做一名硬骨头的爱国民主斗士,他说“只要为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致公党贵州省委会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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