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日子。75年前的这一天，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欢聚一堂，共商国是，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并作出了准备成立新中国的各项重大决策。

中国致公党等各民主党派的前辈们作为一个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旧政协到新政协的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

与中共并肩作战

中国致公党原来是一个旧民主主义政党，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成立。1931年，中国致公党“二大”在香港召开，并在香港设立中央党部。

陈其尤同志曾任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并出任东山、云霄两县县长，国民党政府驻香港中央特派员，在漳州创办《闽星日刊》《闽星》半月刊。因此，陈其尤在香港加入中国致公党并参加致公党“二大”，任致公党中央干事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主持工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致公党领导着致公党（堂）及海外洪门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最早把致公堂（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

1946年1月，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开幕。但没想到，2月10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时，国民党特务上主席台抢扩音器、殴打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

事件发生之后，在重庆的中国致公党总部陈其尤等同志，逐步看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在中共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下，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引上光明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真正的民主，中国的振兴才有希望，海外华侨才会有强大的靠山。

在香港的致公党总部同仁决定恢复致公党的活动，以便在中共领导下通过致公党组织发动海外侨胞，特别是洪门人士的支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1946年初，陈其尤同志约其老乡黄鼎臣由重庆到香港，与在香港的致公党干事会的陈演生及党员严锡煊、钟杰臣等酝酿改组致公党之事，使之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民主、独立、繁荣的新中国作出贡献。

然而，中国致公党表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制的政治态度，引起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嫉恨，且利用各种卑鄙手段对致公党进行利诱和拉拢，妄图迫使致公党改变政治主张，但遭到陈其尤等致公党领导人的坚决拒绝。

中国致公党一方面进行内部改组的筹备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6年1月，中国致公党两次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和声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政协会议”（旧政协）精神和全国人民的意愿擅自召开伪“国大”，表示愿同其他爱国民主党派一道，为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修改了党章并进行组织机构的改组。

“三大”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揭露蒋介石集团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实行独裁统治的罪恶行径，主张重新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产生各党派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组成的所谓“政府”。宣言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国致公党将“为中国政治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

“三大”会场就在香港跑马地干事会干事严锡煊的家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连贯也住在跑马地，他关怀并指导了会议的召开。当时的局势还是十分紧张，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为了避开“耳目”，会议是秘密召开的。

会上，大家推荐李济深担任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一生追随孙中山的李济深在会上表示：“中山先生都参加了致公堂，我也一定参加中国致公党。”李济深主席曾任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深受海外洪门人士的尊重。

大会还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会常委9人。其中有常委兼秘书长陈演生，常委兼宣传部长雷迅（雷荣珂），常委兼组训部长黄劈寰（黄鼎臣），常委兼财务部长钟杰臣，常委兼代侨务部长韩毓辉，常委严锡煊、伍启元（伍觉天）。并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20多个分部。

由于当时李济深、何香凝等正在筹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8年1月成立），因此，中国致公党中央文件中还特别留下一个《附注》：“李济深同志系本党主席，惟现因客观环境关系，对外暂不公开，故本党今后对外之一切活动，均以其尤同志以主席之资格出应，希各地同志注意为要。”

1947年12月10日，致公党中央正式发函给香港华民政务司备案（全文如下）：

香港华民政务司阁下：敬启者本党（中国致公党）自中华民国十四年，公历一九二五年在美洲金山成立，拥戴前广东省长陈炯明将军为领袖，以期改善中国政治臻于民主而与世界各国敦睦邦交为宗旨。当时已蒙前香港总督金文泰爵士许可设立中国致公党驻香港办事处迄今二十余年。本党同人恪守前项宗旨不渝，前年香港重光本党近亦复员，并改选李济深将军为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严锡煊等为常务委员，在礼顿山道十八号楼下设立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临时通讯办事处，籍资联络。本党素尊重所在地政府，兹特函达请烦查照为荷。顺颂 政祺

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严锡煊、秘书长陈演生

大英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这次代表大会是致公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中国致公党由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政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而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中国致公党单独发表了《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指出“五一口号”的发表，预示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历史决定了独裁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的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宣言》还号召广大华侨同胞对祖国革命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支持，将来“大踏步地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

致公党的领导人也接连发表文章，拥护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人民的新政协，如李济深主席在《迎接新政协》一文中指出：“反帝、反封建是全中国人民的事业，任何人都有参与的义务。因此，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之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是必然会到来的，也必须如此，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

陈其尤副主席在《新政治协商的意义与任务》一文中指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今日中国民主革命总形势发展的结果，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意志。”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出后，汇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与中共更加密切联系，准备迎接新政协的召开。中国致公党人也和中共华南局的方方、饶彰风、许涤新、连贯等同志密切接触，特别是中共工作人员罗理实同志保持与致公党人的联系，给了致公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五一口号”发布后，在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常举行各种会议，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当时香港社会十分复杂的，反动势力很猖狂。因致公党在香港的党员社会联系面比较广泛，致公党组织起党员给著名的民主人士站岗放哨，他们开会的时候，便在会场附近巡逻，暗中加以保护，使会议免遭反动派的破坏。

秘密北上 奔向光明

1948年下半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件逐渐成熟。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陆续北上……

当时，华北还没有全部解放，海域还完全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要北上可不容易，全靠中共华南局的精心安排……

1948年11月23日，应中共中央邀请，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陈其尤乔装商人与郭沫若、马叙伦、沙千里、曹孟居等民主人士，由连贯同志陪同，乘挪威货轮“华中号”从香港出发北上……

12月26日，致公党中央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登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离开香港维多利亚港北上……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55名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

1949年3月20日，黄鼎臣同志和其他20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登上了租来的一条外轮“宝通号”北上。他们分期分批冲破重重封锁，抵达东北解放区。

陈其尤同志到沈阳后即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代表致公党全体同志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黄鼎臣同志乘坐的“宝通号”，乘客中有年纪大的、有晕船的，没有医生不能开船。由于他在日本留学时读的是医科大学，又行过医，有医生执照，所以就让他做船上的义务医生，担负起医生的责任，并组织比较年轻的男女同志协助工作。当他们收到广播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消息时，全船立刻沸腾起来，大家在船上贴出墙报，还分别买酒菜，一起庆祝。同志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了！

“宝通号”于1949年3月27日抵达天津，那时渤海湾里航道刚刚化冻不久。

他们到达北平后，才知道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和各党派负责人都陆续从东北或从河北平山县李家庄转到北平来了，中共中央也迁至北平。为了开好新政协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多次召见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反复协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如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代表名额、人选等，都是经过反复的民主协商后才定下来。毛泽东同志还曾就和平谈判的情况及今后的方针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交谈。

李济深主席是新政协筹备会议常委会5位副主任之一。

经过协商后确定的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有四人：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陈其尤同志参加筹备会第一和第四组工作，参与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和讨论，黄鼎臣参加第三和第五组工作，参与讨论《共同纲领》的起草及“大会宣言”的起草，雷荣珂同志参与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的第二组。

在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还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正式代表六人，候补代表一人。正式代表是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陈演生因留守香港总部未能北上。

参加政协 共商国是

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大部分代表住在北京饭店，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饭店来看望参会代表。一些负责同志给代表作报告、介绍情况，有事总和大家一起协商。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关怀备至。

在新政协的筹备会上，周恩来同志担任第三组组长。据黄鼎臣同志回忆：

这一组负责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常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代表们对《共同纲领》反复讨论过很多次，修改过很多次。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到各组倾听意见，对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意见非常尊重。他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如当时有的同志认为，政协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组织，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不再需要这个组织了，党派的存在也不会很久了。这种想法代表了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思想。

周恩来同志针对这一思想，在会下和大家谈心，会上又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固然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同时，新民主主义时期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

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周恩来同志又说：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与党外人士合作。要统一战线，就要有统一战线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周恩来同志的话，使一些同志消释了疑团，也使各民主党派倍感鼓舞。

为了做好召开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周恩来同志以及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李维汉同志因辛劳过度，摔断了腿，不得不住院治疗。周恩来同志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工作十分紧张，但他却永不疲劳，对代表们的饮食起居，也无微不至地关怀，使个体代表深受感动。

经过数月的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隆重开幕。中国致公党首席代表陈其尤同志在1949年9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言，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表示拥护和满意。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80人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致公党界别的陈其尤、陈演生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0月1日，当李济深同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那一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李济深居然能在重重监视之下从香港到北京，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然而，李济深主席不但作为民革的主席，也作为中国致公党的主席，也代表着各民主党派，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留在中国致公党同仁、海外洪门人士和海外侨胞的心中。

李济深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后，仍然很关心致公党的工作：曾和陈其尤同志商量人民政府委员的推荐人选，关心黄鼎臣同志在卫生部的工作，支持致公党做好归侨侨眷与海外华侨、洪门人士的工作。

中国致公党曾经参加过新政协会议的老同志都已先后逝世，但他们参与新政协创立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灭的，将永远载于史册，为千秋万代的子子孙孙所崇敬。

（作者系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顾问，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