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首任中央主席。1946年6月在下关事件中曾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1947年底秘密转移至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投身新政协运动，同年11月底他与许广平等第二批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北上东北解放区。

“太阳就要出来了！”

1947年底，除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总部继续留在内地坚持斗争外，其他民主党派总部及主要领导人相继转移至香港。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并在中共的帮助下重新组织起来。

1948年5月1日，马叙伦在广播中收听到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这一年的“五一口号”共23条，其中的第五条给他的感觉不同往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他之后才知道，1948年的“五一口号”起草时，第五条并不是这个内容，是毛泽东修改时加上的。马叙伦结合当时解放军在战场上从守转攻的形势，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条口号可以理解为中共中央在向各民主党派发出的携手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号召。

5月2日，《华商报》发表“五一口号”全文，马叙伦立即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群众》周刊上发表。这是当时较早的一篇响应性“五一口号”的文章，那时香港又正聚集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的文化精英，故而其影响极大。

这篇文章全文近5000字，一开始便表达了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中国共产党在本年五月一日为纪念劳动节发表了廿三个口号，被压迫到香港的我们，幸运地先听得了，我们感觉到无限的兴奋。现在我们并且晓得国内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不论哪一方面，只除反动派以外，都‘延颈企踵’希望即刻看到全文。因为他们都晓得，这些口号一定给新中国前途带来无限的喜慰。”他高呼“太阳就要出来了！”称“这次的口号，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等于一篇胜利的‘檄文’”，公开明确表示：“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做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这是质的不同。”

当时在香港暂居的民主人士有个著名的双周会，交流信息和对时局的看法。“五一口号”的第五条，让双周会从那时起变成了连日会谈——5月1日、2日连续两天进行讨论。民主人士很快达成共识：中共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其不搞一党专政的诚意，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起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经过激烈讨论，马叙伦与李济深等12人当即决定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促进完成大业，并推举马叙伦起草复电，即著名的“五五通电”。通电全文仅242字，掷地有声地指出“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认为“五一口号”第五条“适合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仁等之本旨”。号召“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5月24日，民进在《华商报》上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不仅坐谈，更应行动》，指出“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与中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地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

1948年6月23日，马叙伦与郭沫若等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认为：“中共五一口号第五项，非常合时宜地指出了一条真理之路，一条全国人民所迫切要求的唯一的胜利之路。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愿意表示崇高而热烈的敬意，因为它这一号召证明了它的一切领导人民奋斗的胜利确是为着我们人民，为着我们的民族，它并不因为自己奋斗而独吞胜利的果实，包办一切。它是要把用人民的力量争取来的胜利，让各阶层人民自己来支配，这和反动集团利用人民出命钱打天下然后从人民手上劫取胜利的果实到二十年之久的卑污勾当是迥然不同的。”

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纲领的基本精神与后来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精神是一致的。

其间，台盟、民建、致公、民盟等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海外华侨等也纷纷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在香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政协运动。

随后，大批民主人士陆续奔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活动，由此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

“风涛壮我行”

从1948年秋开始，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来亲自拟定邀请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名单，指挥、组织、实施了“北上”这场历史壮举。

1948年9月13日，苏联的“波尔塔瓦”轮船从香港出发，9月27日抵达朝鲜罗津港。船上有四位不同寻常的乘客，他们是中共香港分局安排的第一批南线北上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4人于29日抵达哈尔滨，入住马迭尔宾馆。

在马迭尔宾馆，他们与先期到达的朱学范、王绍鏊、李德全等参与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这项奠定新政协基础的文件的起草、制定工作。这份文件从草案到定稿，经历了近两个月时间，是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等地共同演奏的一曲“大合唱”，中共中央发挥了“指挥”的作用。

由于第一批民主人士凭空“消失”引发震动，增加了其后行动的难度。中共香港分局租用的苏联货轮入港后与另外一艘轮船发生碰撞，需要修理，另行租用挂挪威国旗的客货轮“华中号”，原定10月中旬的行期也推迟到11月23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与郭沫若等是第二批出发的。

为了缩小目标，保证安全，许多“北上”的民主人士都没带家属。马叙伦上船之初既思念妻子和年幼的女儿，更向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思绪交结，赋五言古体诗《发香港北行赴政治协商会议》：

南来岁将晚，北去夜登程，

知妇垂离泪，闻儿索父声，

戎马怜人苦，风涛壮我行，

何为此伋伋，有凤在岐鸣。

人民争解放，血汗岂无酬，

耕者亡秦族，商人断莾头，

百郭传定书，千猷借箸筹，

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

由于当时大连港被苏联红军管辖，不允许外国货轮停靠，所以马叙伦一行被迫在海上漂泊，12月4日才在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王家岛登陆。他们到达东北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捷报传来，大家欢欣鼓舞，马叙伦亲自执笔，以中国民主促进会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表示祝贺：“人民解放战争，未及三年，胜利无算……遂使民主之光，焕若朝阳；独裁之焰，微同爝火。全球为之刮目，美帝于焉坠心……凯歌讴遍，大业永昌；作大寰民主之矜式，为世界和平之保障……”电文中充分表达了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衷心拥戴之情。12月6日，他们一行最先入住沈阳铁路宾馆。

第三批民主人士较多，主要有李济深、茅盾夫妇等20余人。李济深一行在圣诞节放假期间离港，12月26日夜出发，船行中迎来了1949年元旦，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新体诗：“一心一意，为着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他们一行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1月10入住沈阳铁路宾馆。元旦过后，《华商报》才发表一则简短消息《李济深等离港北上参加政协》，消息虽短，却是爆炸性的。

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后，香港的气氛更加紧张，港英当局加紧对水陆交通的控制，国民党更是将盯梢恐吓手段用到了极致，但这并没能阻止香港民主人士及文化精英北上的脚步，很快就有更多人陆续北上。马叙伦的幼子马龙章就是乘坐最大的宝通号，与张瑞芳、臧克家、丁聪等文化名人250余人，于1949年3月从香港出发北上的。

截至1949年1月10日，三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全部抵达东北解放区并在沈阳汇合，沈阳铁路宾馆成为“北上”民主人士的集结地。此刻，在国统区的民进负责人周建人及其他民主人士也陆续秘密由上海、北平等地从北线到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集结。

参加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62人，其中从香港、国统区和海外归来的民主人士占了相当的比例，正式代表中有110多名，当选一届政协副主席的5人中，有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4人是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

“一堂敢诩群英会”

194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等在平安座（现沈阳市文化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会，热烈欢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34人出席大会，20余人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马叙伦发表演说《我们争取真和平，不是马虎妥协的和平》，并赋诗：

一堂敢诩群英会，个个都缘民主来。

反动未消怀怒忾，和平有路扫尘埃。

后至防风须就戮，末朝封建定成灰。

矛头所向无天堑，听取传书奏凯回……

这首即席而赋的诗，代表了马叙伦和民主人士“北上”的初心，以及对胜利的信心。

解放短短2个月，沈阳等城市已经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马叙伦等民主人士通过走访、参观、座谈等实地了解，切身感受到了“解放区有一种不可压倒的力量，是充满着希望的新社会”。2月14日，《新华日报》（华中版第2版）全文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马叙伦等致各地会员电》：

叙伦等已先后进至解放区，一遂平生向慕之愿。据所闻见，中共领导人民解放革命确已成功。由其全心全力为人民利益服务，故所到之处，立被欢迎拥护。今可简要相告者：官兵融成一体，工作者不肯浪费分秒时间。凡事皆有计划，以民主决定。有过即改。官吏不独无贪污，亦少嗜好。人民努力生产，日有进步。军事以至底定，各地人无菜色，道无乞殍。其土改政策益臻完善。保护工商业非虚语。至于教育文化亦在力图改良发展。总之，以伦等粗加考察，如与伪统治区相比，实已不啻天壤之分。

今南京反动集团罪魁蒋介石卖国殃民，不但毫无悔悟，且执行美帝政策，图以虚伪和平，蒙蔽统治区人民，造成政治进攻之姿势，冀得片刻喘息之机。

本年元日新华社社论，既揭发内外反动之阴谋：十四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对时局声明更严斥其伪情。毛先生深悉人民经十年战争之痛苦，必追求永久之和平。以此提出八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实乃符合全国人民一致之意见。上月二十二日伦等已与来解放区之民主人士五十五人发表声明，响应毛先生之主张，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亦有表示，均在支持八项、力促真正和平之迅速实现。

乃时达半月，意图还价，一面仍做军事布置，一面进行政治攻势，南京已成废墟，广州欲筑新巢，顾见私图顽抗，毫无悔祸之心，最后希图脱卸犯叛人民之罪。人民力量如日东升、反动穷途等于枯叶，纵有阴谋，必无幸免。惟伪统治区同胞必将遭受更惨重之荼毒。伦等身在此间，情深里井，同首天南，岂甘独乐。

窃以蒋逆奴性天成，听命美帝，假号和平，冀延残喘，裨宽与以休息之期，必为卷土重来之举。此次为人民翻身之革命，进行必须到底，为国家独立之大业必须加紧。

吾人知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正和平之罪人。盖反革命即反民主。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革命，鸿沟竟然绝无调和之可能。

全国人民亦必共起支援，务达目的而后止。各地同志自必早有成算，力为倡导，号召各阶层民主人士共同击灭为美帝奴才卖国殃民之反动集团其首领蒋介石。

同日，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托专程到沈阳迎接马叙伦及其他民主人士到北平共商建国大计，也带来了周恩来写给夷初（马叙伦）、景宋（许广平）两先生的亲笔信。信中写道：

彝老景宋两先生：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谦忱，并祝健康。周恩来二月十四。

2月23日，马叙伦等从奉天驿（沈阳站现址）登上专列“天津解放号”离开沈阳，奔向早已心向往之的、崭新的北平。

“此日真开革命花”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假“和平”阴谋破产，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横扫西北。蒋介石政权崩溃在即。3月25日，中共中央从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西柏坡迁驻北平。马叙伦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到西苑机场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领导到北平，并陪同毛泽东、朱德阅兵，又以毛泽东为中心迎着太阳拍了一张大合影。为此马叙伦豪情满怀，写下了七绝四首：

西山爽翠衔红日，穆穆军容拥帅麾。

总为人民忍劳瘁，行装甫卸检雄狮。

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即春风。

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迟余解困穷。

烟云回首已成嗟，此日真开革命花。

寄语紫金山下客，与民投地总无差。

射天炮响撼云霄，车可爬山亦足豪。

今日不须持庙告，且输前线破浪涛。

此刻，各民主党派和各方代表陆续从四面八方云集北平。香港、解放区、国统区经过一段时间的新政协运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对新政协达成了高度共识。到1949年6月，具体筹备新政协各项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马叙伦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被常委会指定担任第六组组长，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方案。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对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次总结，它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篇章，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经过民主协商，民进一致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另外，民进成员赵朴初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郑振铎作为全国文联代表，葛志成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也参加了大会。马叙伦还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9月25日，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发言，由衷地表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并充满信心地指出：“我们不但得到了胜利，而且能够巩固这个胜利，开始建设新中国。这是有保证的，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

此次会议上，马叙伦继续主持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的审查，并在9月25日建议：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目前一下还制定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9月27日大会通过了六项决议，其中一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历经重重险阻“北上”寻求光明的民主人士，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历史荣光！

（本文作者系马叙伦孙女、沈阳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