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代表们在印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签到纸上，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签名。会后，筹委会将这多达82页、共有644位代表签名的印记，装订成两册，留作纪念。1965年10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将此签名册拨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75年后，再次翻开这本纵43厘米、横32.5厘米，木板封面上镌刻着人民政协会徽和林伯渠题款的签名册。时代风云扑面而来，文墨雄浑、铁画银钩，愈发珍贵。
第一位签名的代表
在《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编）第232页记载：9月15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办理各种代表报到手续，并领取代表纪念章。这一文献级的“史实纪要”与当时分管中国共产党代表报到的孙小礼同志的追忆，互证吻合一致。
1949年夏，孙小礼被北平团市委抽调到中南海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工作。9月15日，她在中南海勤政殿正门大厅内负责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到工作。
第一个报到的是陈云同志。他是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共产党正式代表之一。6月15日，陈云出席了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从这一天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与新政协筹备会相关的会议和中央有关会议，通常都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9月15日，陈云在签署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复财政部函之后，就到勤政殿报到。
孙小礼是按参会人员名单和相关报到要求，引导陈云在签到纸上签下名字的。当时刚参加工作的孙小礼，一下子接触的全是重要领导，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尽管她认真地熟记了签到时的有关要求，即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因陈云不是首席代表，所以在签到时，孙小礼非常礼貌地引导陈云从第三行开始签到。陈云在签到时特意多留了一行，将自己的名字签在了第4行的位置。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七次会议。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正式签名报到。对此，孙小礼印象颇深，她回忆：
议事科副科长迟先达通知我，毛泽东主席来勤政殿开会，同时，就来报到。迟先达副科长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四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上已签满了的后二行。
毛泽东主席来到签到处，我赶忙上前迎接。这时，郭沫若、李济深、马寅初、乌兰夫等人，一下子簇拥到毛泽东主席身旁，说要看毛主席的亲笔签名。被挤到了外侧的我，看到毛泽东主席已经拿起了毛笔。我急忙说，请毛主席在第一行写党派名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写您的名字，您不要把名字写到第三行里去。毛泽东主席听到我的这些话后，停了一下，又看了看签到纸，说出了一句浓浓的湖南话：到底怎么签呢？您就在两行内写字，不要把字写到上面的纸上。毛泽东主席随着我的话音，好像看穿了签字纸上的“手脚”，轻声说：照你的“指示”办喽。很快，毛泽东主席在第一行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毛泽东”。摄影记者拍摄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多年后，我看到了这张照片。虽然照片画面上，看不到我，但一代伟人毛泽东神情庄重地写下签名的那一刻，我在场！亲眼见证，让人铭记。
唯一一位没有签名的首席代表
按新政协筹备会的议定，签到簿的第一行是单位名称，第二行则是单位的首席代表签名。也正基于此，我们能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们留下的签名册上，饱览到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首席代表的风骨才情。
就党派代表而言，可以看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首席代表李济深的签字和签名，其字体取法魏碑，运笔凝重有力，结字端庄沉稳。中国民主同盟首席代表张澜的签名端雅隽永、点画精到、笔致翩翩、平正宽博，工整沉稳中又见俊逸清雅之姿。民主建国会首席代表黄炎培的签名端庄秀丽，因为他一直坚持“临池白首学为人”，又特别擅长楷书和行书，他在广游名山大川时，凡遇碑刻即悉心揣摩，黄炎培留在宣纸上的签名，给人秀逸之美。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郭沫若是书法大家，他的书法既重师承，又多创新。他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执笔八字要诀，用书法展现他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的签名，能看出他极尊重传统，动笔和结构有法度、有风骨，是一位有品位的书法大家。中国农工民主党首席代表彭泽民、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首席代表谭平山、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蔡廷锴、中国致公党首席代表陈其尤、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首席代表谢雪红，都签写了单位和签名。曾有人撰文，谢雪红的亲笔手迹是最难得一见的。其实，我们不仅在签名册上完整地看到了她的签名，也看到了她多年后留下的亲笔信函。这字迹当属珍稀珍贵。
除此之外，在党派首席代表的签名册上，唯独没有看到中国人民救国会首席代表李章达的签名。
为什么在签名册上没有李章达的签名呢？民主先驱李章达，广东东莞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武昌首义和讨袁之役，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团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后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地区总部。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
李章达之所以未在签名册签到，是因为他生病未能到来。他在《六十自述》中有这样的记述：
……1947年12月，国民党民主派由李济深领导，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筹组革命委员会，我以政见相同，乐于参加。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声明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关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主张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各民主党派携手前进。我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兼任秘书长。值其时，我患心脏病相当严重，卧病澳门，然经常扶病过香港参加会议。1949年春，我由香港乘轮北上，到了初解放的北平。途经石家庄时，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非常欣慰。在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正在准备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突然心脏病复发颇剧，因须请原经手疗治之医师，不得已乃复返香港。接北京电报，知道我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我被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职。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政治生活经过从片段中的大概叙述。
唯一一个钢笔签名
在签名册上，唯一一位用钢笔签名的代表就是特别邀请代表宋庆龄。
关于特别邀请代表，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向政协代表们做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行了翔实解释：
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四十六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各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担负了重大的任务。我们还承认解放军的代表权，因为人民解放军不单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治组织，不仅是普通军队，而且是工作队。他们消灭敌人，从事政治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因此，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军队，而且代表着他们出身的人民，首先是农民。这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队伍。解放军代表的参加也体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重点。除此以外，还有待解放区的代表，包括华南解放军的代表。
有了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这就是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大体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也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人才，如陶孟和先生和钱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个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同情人民事业，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这方面的，如福建萨镇冰先生，张难先先生。也有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区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也有是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潜先生也是响应和平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的将军有的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会议，如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轸将军，也有的参加到特邀单位中。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还有愿意为建设新的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我们也邀请了，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几位先生。邀请的代表还有劳动界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
其实，关于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曾致电身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宋庆龄复函周恩来表示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婉言谢绝了北上邀请。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双清别墅召开。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担任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担任副主任的21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9日，周恩来于21日分别写信给宋庆龄，并于25日派邓颖超带着这两封邀请信，前往上海，再次诚邀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
在邓颖超来到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北平之前，李济深也曾致函宋庆龄，请她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协，但宋庆龄婉拒了李济深的北上之请。8月7日，邓颖超在致中央并周恩来电报中作了汇报：宋庆龄先生对被定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她多方解释说明，宋先生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
邓颖超的电报，表明宋庆龄并不想以任何团体的名义作为出席新政协的正式代表，因而她要求以旁听身份列席，即使与其他人一起列名也没有关系。但电报中最后的“请你们替我考虑”的表态，仍表明她对邓颖超所提意见，仍有勉强或不太愿意之意。
对此，8月13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回电邓颖超：“未虞电悉。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所乘的2252次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畅等人齐集前门车站，热烈欢迎她的到来。宋庆龄到达北平后，中共中央首先与她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名义。从周恩来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可以确定出宋庆龄先生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身份，即特邀代表。
9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宣布：“特邀单位，到现在经筹备会常委会已决定的有74位，其中包括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周恩来、林伯渠所指的“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原名“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上海，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这是宋庆龄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并领导的许多团体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组织。它的孕育、诞生以及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无不渗透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显示着宋庆龄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人格力量。
也正其于此，在周恩来的报告和林伯渠的讲话中，都特别强调了宋庆龄领导的救济单位。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心情愉悦地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她在签名册上的签名，“破例”使用钢笔，留下了唯一的钢笔字迹的签名。
对此，工作人员孙小礼有这样的记述：
特邀人士首席代表宋庆龄，是单独到怀仁堂签名报到的，按规定“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但为了尊重宋庆龄的习惯，特备了一支钢笔，代表签名只有她一人用的是钢笔，也没在第一行写单位名称。
（作者朱彦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